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

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又是研究东汉人口史的重要问题。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是社会剧烈动荡和人口锐减的时期。具体而言,造成东汉初年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死亡、严刑苛法死亡、灾荒和饥馑死亡、疾疫死亡等。东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即约有户367万、口1800万。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原因主要有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李郭汜之乱、军阀混战等战争因素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多次发生疾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即约有户310万、口1572万。     

《东汉政区地理》县级政区补考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在东汉政区方面的研究可谓是集大成者,然而《东汉政区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郡国的行政建置,对于东汉县级政区则关注较少。结合传世文献及碑刻资料,从两汉侯国封置的角度出发,对东汉的县级政区进行补证,充实东汉县级政区的研究,对光武帝建武六年省并县邑数目提出补充意见。     

论东汉《左传》地位之变迁

就整个东汉经学演变来说,《左传》地位的变迁无疑是最突出的事实。《左传》成为今、古文经学兴衰沉浮的一个显著向标。考察东汉《左传》地位的变迁,可以看到,东汉前期(光武至明帝)、东汉中期(章帝至质帝)和东汉后期(桓帝至献帝)这三个阶段构成了《左传》地位变迁的递升轨迹。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敕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

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秦学颀皇权与外戚的关系是东汉政治史研究中的课题，它对于深入研究东汉王朝集权政治的内涵、演变及其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讨论光武、明帝时期皇权与外戚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看，东汉前期的外戚都出自土族，东汉王室从士族地...     

东汉崔氏家族散文初探

崔氏是东汉文坛上较为著名的一个文学家族,论题研究和论述了这个家族成员的散文创作,由点之管窥蠡测,折射出东汉散文创作和东汉家族文学的有关特点。     

东汉思潮与王符思想

本文通过对东汉谶纬神学的盛行与王符的无神论思想、东汉经学的衰落与　王符对经学的扬弃、东汉清议风气的兴起与王符道德批判思想的学术意义等问题的分析,论　述了东汉思潮与王符思想的关系,肯定了王符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     

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

东汉在大部分时间内推行的是郡(国)县二级制。对东汉郡国的探讨,可谓理清东汉政区演变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现存的文献资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     

东汉时期匈奴族的人口

根据有关记载推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南北匈奴的人口总数约有140万,这是我们所能推知的东汉时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数。东汉前期北匈奴居住在漠北,南匈奴主要分布在并州、凉州、幽州的缘边诸郡。东汉中后期,匈奴人口逐渐内徙到今天的山西中部一带。东汉末年,一部分匈奴人被迁居到魏的邺城。     

东汉南阳人才的作用

南阳人才在东汉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南阳人凭借他们渊博的学识、杰出的才能和优越的政治地位，对东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对东汉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促进了东汉一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而且一直影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秦法制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云梦秦简的出土极大地促进了秦法制史研究的繁荣。但由于对秦法律发展的特殊性认识不够 ,使得秦法制史研究在方法论和史料的运用等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 ,并因此妨碍了秦法制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王延寿及其《梦赋》

王延寿当生于汉安帝元初年间,卒于汉顺帝末年。《古文苑》所载《桐柏淮源庙碑》,碑文未署撰人,当非出于延寿之手。郦炎《遗令书四首》为其精神病发作时所写,不足为延寿卒年之据。《梦赋》出自虚构,其来源有古代神话的影响、驱鬼民俗的影响以及强调人的精神力量的传统哲学观念等。《梦赋》之后,历代有不少写梦辞赋,多寓讽刺内容。     

论东汉士人阶层的政治权力基础

东汉时期,士人阶层的政治权力基础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选举等四个方面：土地资源的大量占有是其经济基础,宗族势力的不断增长是其社会资源,学术文化的普遍积累是其文化基础,仕进特权的初步形成是其选举基础,由此构成了东汉士权与君权政治相颉颃的基本动力。     

焦山摩崖石刻成因与源流初探

著名摩崖石刻《瘗鹤铭》是焦山摩崖的滥觞之作,后世寻访《瘗鹤铭》的摩崖石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瘗鹤铭》,也就没有今天的焦山摩崖。《瘗鹤铭》对唐、宋、明、清相关的书法石刻源流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焦山寺僧为摩崖石刻的发展兴盛作出了贡献。     

甲骨文披露夏商时代的粥与饭

通过甲骨文形态的研究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判定甲骨文“米”，“箕”是对薏苡果实（总苞）脱壳过程即远古舂取薏米仁的描述。发现夏商时代薏苡主要以粥和饭的形式消费。     

甲骨文工具书综论

甲骨文工具书产生于考释书的基础上,但不同于甲骨文考释书,也不同于甲骨文著录书和甲骨学工具书。根据内容、体例的不同,甲骨文工具书可以区分为汇集字形为主的字汇类、综合考释意见的会要类、罗列卜辞的索引类、解释字形字义词义的字典类等四种类型。甲骨文工具书应体现“完备、赅实、准确、方便”的特点。     

金文书法与商周社会文化

由于金文书法所处的特殊地位,金文书法的风格在演变过程中直接受到了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周社会文化的演进。金文书法的风格特点充分体现出了当时的人文性格,其中商代书风较自由,西周时作品较规范典雅,春秋战国时较开放而最具丰富的地域特色,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性格都表现出互为关联特点。     

泰山神信仰的源流浅说

泰山神信仰首先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神的崇拜,随着历代帝王的封禅和加封,泰山及泰山神的地位得到不断尊崇,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东汉以来道教的渗透演绎使泰山神信仰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论庄子哲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

人们大多认为庄子哲学在其产生以后并不为人所重视,直至魏晋时代才忽然兴盛起来,成为思想界的中心,并对其后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仔细考察史料的话,就会发现庄学在秦汉时期并非一直沉寂无闻。在秦末汉初,由于黄老思想的兴盛,学者们对庄学还是比较关注的。东汉以后,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学者们尤其是文学家又开始关注庄学的价值。到了东汉末年,庄学在士人中间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思想界的潜流,这样才有其后庄学的兴起。该文着重考察庄学在秦汉时期发展的状况。     

对辽东公孙氏政权的剖析

从公孙度割据辽东开始,到公孙渊称王反魏之前,公孙氏政权基本上采取据境自保,不肯轻易逐鹿中原的策略。公孙氏政权统治时期,对内发展经济化,对外改善了东汉后期异常紧张的民族关系,对东北辖区进行了有效管理并影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