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生态资本运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

政府对生态资本运营重视不够、生态产品市场消费不足、企业对生态资本运营意愿不高等问题的根源在于生态资本运营绩效评价的缺失。应遵循生态资本运营价值取向,根据生态效用价值取向、生态要素价值取向、社会价值取向以及生态文化价值取向来设定经济绩效、生态绩效以及社会绩效"三位一体"的绩效评价维度,构建包括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在内的三级区域生态资本运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发现,恩施州生态资本运营绩效整体较好,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呈稳步上升趋势,但生态绩效波动较大。     

农业生态资本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面源污染已经超越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染,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的第一大贡献者。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实质是农业生态资本效率提升的动态过程,通过将农业生态系统看作是一个"黑箱",利用SBM-DEA模型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测度了2003—2011年中国各省份的农业生态资本效率。结果显示,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生态资本效率要低于非粮食主产省区,且较之2003—2005年,2006—2009年的区域间农业生态资本效率差距在波动中不断扩大;不管是在粮食主产省区还是非粮食主产省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财政支持政策与农业生态资本效率均呈负相关关系,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水平对于农业生态资本效率则具有正向作用;在粮食主产省区,绿色农业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业生态资本效率提升的拉动效应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     

自然资本化: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关键命题

自然资本化是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关键命题。在他看来,自然资本化无论如何被"包装美化",都绕不开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其实质上是一种市场乌托邦与资本狂妄症。对此他分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刻批判:自然资本化实为商品拜物教的流变形态、驱迫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致使"人—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当前阶段,中国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载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空前双重压力,福斯特批判自然资本化的思想能够带来一些有益启示:"与自然和解",避免"拜物教化"自然;正确看待资本与管控资本的"深层不道德";正确处理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建构和践行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现代化。     

生态资本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基于外部性视角

增加生态资本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是一重要的理论问题。基于生态资本外部性视角,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生态资本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资本促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潜在渠道有两个,一是生态资本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二是生态资本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丰富的生态资本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生态资本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生态资本的这一外部性特征得以实现。     

生态资本运营与相关资本运营的关联性分析

生态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之一,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是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持经济社会可持发展的基石。从生态资本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看,通过生态资本的有效运营以及相关资本运营之间相互替代和转化关系能增加生态资本的存量,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坚守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本取向——对生态主义“去人化”和资本逻辑“无视人”的纠偏

消解生态风险应坚守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危机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发展危机,立足人的价值立场是纠正生态主义"去人化"和资本逻辑"无视人"症结的首要前提。人地冲突究其实质是人际关系交恶和利益分殊所致,秉承最少受惠者优先的原则,彰显环境正义乃至社会正义是绿色发展的应有之义。落脚于人的需要满足,通过塑造面向人的发展需要而非服膺资本增殖的生态治理范式,达臻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倡绿色发展理念,这不单是关注经济转型升级,也不仅为了自然繁衍生息,更是着眼于民众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实现生态盈余与民生福祉的和谐统一。     

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根源探究

当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不无关联,资本逻辑是异化生产、过度消费、理性计算和全球扩张的逻辑。资本的异化生产将自然界仅仅作为"有用物"加以掠夺;过度消费形成了对自然资源的透支;理性计算过滤掉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全球扩张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殖民提供了契机。这四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成为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手段和终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则是走向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     

后脱贫时代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的对策研究

民族地区整体贫困的普遍性、特定族群贫困的深度性仍然十分突出,在"后脱贫时代"应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减贫"的原则。政府绿色治理的制度设计、产业循环体系以及公众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共同构成了绿色发展的"三方主体"行为框架,共同构建了"三位一体、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路径和对策包括各类生态资源"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弘扬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态伦理文化及提升生态文化自觉意识,以生态资源、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培育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第六产业"增长极,持续实施和完善生态移民、生态修复、生态补偿,以及发展生态循环农牧业,开发和应用清洁能源等。     

自然资本化的生态幻象:一种基于"罗德戴尔悖论"的省思

面对愈发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议题,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界热衷主张基于资本逻辑的自然资本化"一揽子"解决方案.自然资本化实质上就是试图运用资本机制、资本效能来应对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问题.然而自然资本化只是一种任由资本言说和恣意操纵的幻象迷雾,无助于现实生态问题的真正解决.对此,不妨从深刻揭示出"私人财富的增加往往导致公共财富减少"的"罗德戴尔悖论"中挖掘镜鉴启迪.这使我们进一步坚信,只有在"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进路中,才能不断开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境界新未来.     

生态文明与绿色消费

生态文明是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更高级的文明.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普及生态学知识,树立生态价值观,实现"良心的革命",摒弃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必须促成科技的生态学转向;必须使制度建设摆脱"资本的逻辑"的束缚,激励生态经济的成长和发展,鼓励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遵循生态规律的消费,是耗费最少资源而获得最大满足的消费.     

自然悲歌:生态文明的困惑

在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所处的自然界遭受了现代文明的侵袭,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对这一主题作了深入地开掘：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人类对自然的征伐和环境的污染,科技理性对现代人思想的武装以及人类欲望的无限扩张,使得生态危机不断升级。     

从现代性劳动走向生态劳动——兼论生态劳动的特征

现代性劳动是资本逻辑控制和引导下人类征服自然、满足私欲的工具和手段,具有反生态性。祛除现代性劳动的反生态性,转向生态劳动,是应对生态危机的良策。生态劳动的基本内涵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人与自然之间通过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良性交换实现了自然养育人类和人类护育自然的统一。生态劳动以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为自身目的,以人与自然的循环发展和协同进化为基本过程,以生成生态文明为最终结果。     

以德配享幸福的生态伦理意蕴

康德提出以德配享幸福的至善,对于我们确认生态伦理的本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富有启示意义。近现代幸福主义无限欲求的道德谋划不顾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有限性事实,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走出生态危机对人类伤害之痛,必然从自然的有限性事实出发,从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性出发,对无限性欲求进行自我限制,以道德地对待自然界为先决条件而完成对人自身幸福的追求。当人在自然面前做到为自身立法之时,康德所划定的“自然王国”与“目的王国”之间的鸿沟就被彻底消解,以德配享幸福就从天国回归人间而成为一种现实。     

池田大作自然观视域下的生态危机

池田大作的宇宙即生命、众生平等和依正不二的理念不仅包含着佛法教义的启示,亦涌现出他对自然及与人关系的独特思索。在这种理念下,池田大作探寻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并建设性地指出＂人的革命＂是化解生态危机的现实理路。     

从生活世界到自然资源:“ 人—自然"关系演变 视角下的森林退化———基于云南M 县田野调查

近代以来,"人—自然"关系呈现人类中心主义化的趋势。"人—自然"关系剧烈转型是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以云南少数民族林区为例,阐释人—自然关系演变与生态危机的关联。借鉴日本环境社会学"生活环境主义"视角理解传统时期自然与生活者的关系。作为生活者的生活世界,森林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提供物质资料来源;(2)建构社会组织与规范;(3)魅化观念与信仰体系。现代社会的科学、国家、市场将自然祛魅化、资源化、资本化。1949年后,M县森林"异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森林资源化阶段与市场主导的森林资本化阶段。人—自然关系不可逆转的演变某种程度上表明,生态危机是一种现代性的困境。     

“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影响及现代价值——以思维方式为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并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儒家一家之言,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为主干的,以"道"、"佛"为两翼的三维结构。三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也使中国人特有的整体性、适度与执中、对立与统一、直觉与体悟、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逐渐稳固并传承下来。同样,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不能局限于仅仅将其视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救世哲学,而还应该立足于时代,思考其对现代理性思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性。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之路向是以全球性生态空间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策略掺杂生态霸权主义谋划而展现自身的生态叙事合法性的。它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拒斥“资本丛林”成为新的生态文明创造的基本方向。从实践的生态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出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鹄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共同体”逐次展开的新路径。它摒弃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生态主体性,塑造了以总体性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伦理样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空间生产的时代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为其能持续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     

儒家人文精神度越现代人的异化困境之可能

发达工业文明社会,人类已陷入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关系的异化之中。这既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困境,又是西方主导的技术主义、竞争性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理念危机的标志。儒家人文精神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仁者爱人”的处世理念以及“义利统一”的物质追求,因其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从而为弥补西方文化不足,消解人类异化困境提供了一种东方式的文化生活典范。     

反思生态价值观塑造的前提性问题

在当代,变革传统的价值观念,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需在形上层面反思塑造生态价值观的前提问题。生存论根基的前提思考表明,生态问题是一个复合性、关系性的人的问题,而生态意指人类生命诞生后“生命体的存在态势”;价值观视阚的前提清理表明,价值是人追求自身本质生成与丰富的目的物,应超越物性价值观,以一种真实的人性价值观作为塑造生态价值观的观念前提;自觉意识语境的前提探究表明,立足于“人的观点”的思维方式,生态价值观是人的一种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与民族性。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及其现代意义

人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在人类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天人合一为基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进行过深入认真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生态理念。充分挖掘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资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