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资本结构，提高上市公司治理的效率

1．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对原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国家对股份公司的所有权按照所有者的性质进行划分,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其中又分为流通股（A股、B股、H股）和非流通股（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转配股）。非流通股只能通过协议转让,不能在股市上自由流通;A股、B股、H股虽然可在股市上自由流通,但三者的流通市场却彼此分割。     

长期资产减值信息有用性的实证检验——来自银行借款契约角度

本文实证检验了长期资产减值信息在企业与银行借款契约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长期资产减值反映了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期,长期资产减值越多的企业未来业绩越差;长期资产减值信息为银行所接受,长期资产减值越参的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总量越少;且银行更倾向用短期借款代替长期借款,以降低风险;所有权性质、地区性质对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存在影响,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更强;借款契约期限的差异、减值信息质量的差异也会影响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     

产权制度改革的不同思路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我国经济界、理论界和企业界的人士普遍认为,这个核心是产权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完善企业法人制度是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基础。完善企业法人制度,关键是确立法人财产权。这就需要理顺国家与企业的产权关系,实行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对国有企业而言,国家作为出资者享有财产所有权;对国家和市场而言,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享有法人财产权。同一份财产,出现两种权利关系,这并不矛盾,重点是要把握住两种权利关系的涵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公司形态下,出资者所有权表现为出资者拥有股权,即以股东的身份依法享有资产受益、选择管理者、决定公司章程和产权处置等权利;法人财产权表现为公司企业依法享有法人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以独立的财产对自己的经营活动负责。一方面,出资者作为股东,不能随意抽回投资,也不能对法人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进行支配,只能以股东的身份影响企业行为,而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公司企业不管其拥有多少股东,其法人财产已经合为一体,分不清哪一部分是属于哪一个股东的,实行统一的经营管理。公司的效益以分配的形式,按照股权比例转交给股东。     

中国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根源与表现

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制度环境,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廓清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三大特征:工资差异、流动障碍及代际传承,揭示了其根源和形成机制。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根植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虚置。虚化的剩余索取权使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剩余控制权不能得到有效的外部约束,形成迥异于私有企业的特殊工资方程与畸高人力资本回报。同时,内生于国有企业特殊产权属性的"编制"制度阻碍了劳动力优化机制对优胜劣汰这一市场根本准则的执行,使劳动力资源无法在部门之间自由配置。此外,职位稀缺和人力资本的"不可测"在所有权虚置条件下激励了经理人的寻租行为,父辈的就业性质成为决定子女能否获得国有企业"进入许可"的关键,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际传承。     

以EVA为内核的人力资本产权激励制度研究

人力资本所有者凭借其贡献获得企业报酬并合理分享企业所有权是国内外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但人力资本的价值计量难题成为对人力资本进行产权激励的制约因素.本文以公司价值管理的绩效评价指标EVA为核心,构建了总体人力资本的动态价值、"分割价值"系列模型;通过平衡记分卡(BSC)系统,结合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出人力资本个体的综合相对价值,从而设计出业绩薪酬和以股权激励为主体的长期激励方案.     

现代企业制度 为国有资产增值提供制度保证

<正>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基本特征一是产权关系明晰。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劳动服务公司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的作用探析

高校后勤服务改革的方向是社会化,即转变学校统包后勤服务的观念和做法,改变后勤服务的纯福利性质,确认其部分服务的商品性质,并以这部分服务内容为主体组建服务公司,将它变成服务性的经济实体.这个经济实体即高校后勤服务系统整建制地从学校行政系统中分离出来,实现"事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分离后,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后勤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和资产使用权,学校对后勤企业经营活动依法监督.     

河南大企业集团改革与发展探析

一、大企业集团的一般性概念 企业集团是指以母子公司为主体,以资产联结为纽带,通过投资及生产经营协作等多种方式,与众多的企事业单位共同组成的企业法人联合体.显然,如果不是以资产为纽带,而纯粹是以不恰当的各自"利益"为纽带,那么,母公司侵占子公司(尤其是上市子公司)利益,或者子公司蚕食母公司利益的做法便会随时发生;如果母、子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出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追求总利润最大化,那么,他们间的投资与生产经营协作等多种方式就会发生扭曲,不合理的兼并、重组等企业行为就不可避免.     

我国利率投资效应区域差异原因分析

利率投资效应在现实经济社会中的表现有三个因素必须考虑,一是产业构成因素,二是企业性质因素,三是金融格局因素。本文针对利率投资效应区域差异的存在状况,从代表经济主体的产业组成结构和企业产权结构以及金融中介（金融市场）结构（具体包括银行结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及其组成的金融市场结构）三方面具体分析了我国利率投资效应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金融高质量发展——基于打破债券市场分割的研究

中国债券市场主要由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构成。大部分银行一直以来只能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直到2019年8月才被允许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本文以此次交易所债券市场的银行准入改革为政策冲击,研究打破债券市场分割是否能够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促进金融发展。研究结果发现,银行准入显著降低了交易所债券的二级市场信用利差。机制分析表明,银行准入提高了交易所债券的流动性,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了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地,银行准入也降低了交易所债券的一级市场信用利差,从而降低了债券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二级市场,民营企业债券和中小规模企业债券的信用利差降低更明显;在一级市场,经营业绩好和信用评级高的债券的信用利差降低更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银行准入促进了企业投资。本文拓展了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同时为进一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专有性谈企业家薪酬设计

一、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专有性 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在用于特定用途以后,很难再移作他用的性质.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分为3类:地理区位专用性、物质资本专用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来自企业的"干中学",是专门为支持某一特定的团队生产而进行的持久性知识和技能的投资,它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在知识或技术上的互相依赖性.一个具有某种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人若退出企业,不仅会给企业带来损失,而且会给自己造成损失,因为这种企业专有的特异人力资本在企业外部将得不到充分评价,难以进入市场交易.因此,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客观上构成了人力资本产权主体退出企业的障碍,专用性资产的价值在事后严重地依赖于团队的存在和其他团队成员的行为,因此这种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风险性,对其补偿时应计算其风险系数.     

未定稿

通胀风险不可轻视清华大学教授,美国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认为,中国经济仍有脆弱因素,随时可能触发通胀,危及经济持续增长。首先,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投入的迅猛增长,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生产率的增长对GDP的贡献相对较低。传统制造业与房地产业是固定投资的主体,对价格不断上扬的进口原材料和石化能源依存度很高。这种增长模式更易使通胀压力抬头。其次,企业与家庭融资主要依靠银行信贷。经验表明,银行主宰的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的效率、对周期性冲击的反应速度与调整能力都远逊于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第三,由于对固定汇率…     

分散还是集中：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维护与主要客户的关系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高额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针对少数主要客户的财务依赖与资源分配可能会导致企业整体绩效的次优结果。本文利用2008—2017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两者关系的潜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关系资产专用性投资和行业竞争度均加剧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通过将上市企业按照所有权性质划分为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研究进一步发现,客户集中度对非国有企业绩效的不良影响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研究结论为企业实施客户关系管理以及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理论杠杆和实践参考。     

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东道国政策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理论的合法性视角出发,认为跨国企业应该采取制度同构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即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该视角认为政策风险是跨国企业只能被动适应而不能主动利用的外生因素,忽视了拥有能动性的跨国企业在管理政策风险方面扮演的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基于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并且结合企业资源基础观,探讨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以2003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投资新建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2.0软件和Logit回归分析,系统分析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中国跨国企业母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国际化经验和组织冗余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跨国企业拥有采取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的政治能力,因此,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具有正向影响,即中国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国际化经验提高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组织冗余降低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        通过引入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研究结果拓展了关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风险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从企业资源基础观出发,考察二者关系成立的情景条件,扩展了理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资产扩大与资产利用动机的结合,丰富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理论。相关研究结论对于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时采取制度同构还是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