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刺史与旌表制度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唐代旌表制度上承两汉,下启两宋,具有非常明显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在唐代中央和地方刺史的大力提倡与"教化"下,唐代的旌表制度更加系统和完善,旌表的规模也更为庞大,对维系唐朝的统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唐代旌表行为的泛滥,也使旌表制度走向了"异化".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赫连氏夏政权职官制度考论

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在制度建设上颇有建树,体现在官制方面,就是建立了一套"胡汉杂糅"、新旧并用的职官制度。赫连夏的中央官制构成中,既继承和保留了三公制、司隶校尉等两汉旧制的因素,也有对三省制等魏晋新制的吸收和利用,诸如尚书、中书、门下、秘书、御史台等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在夏政权的中央官制中都有所反映。赫连夏的中央官制中,还有一套与魏晋武官制度相似度较高的中央武官系统。除中央官制外,赫连夏并不算完善的地方职官系统则呈现新旧杂糅的特征,但无论是称为州牧,还是称为刺史,赫连夏的地方长官均非虚设,而是有其实际管辖权限。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论两汉民谣在社会传播的深层原因

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民谣,并在当时社会广为传播。原因是,儒家思想提供的民本理念赋予了民谣独特的存在价值;儒生风尚为民谣传播构建了一种文化氛围;乡间闾里的人群聚居为民谣提供了传播环境;统治危机造成的社会恐慌为民谣传播提供了一种心理动因;尤其重要的是,民谣在东汉时期被纳入行政考核体系,成为郡国长官考绩凭据的重要参考。这种"举谣言"制在中国古代行政监督制度史上着实是一创举,也凸显了民谣在两汉时期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     

略论汉代边关文明的代价

两汉时期在今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曾分布着大量的两汉边关屯戍机构和屯戍点,它们既是汉代西北边关屯戍制度极度完善与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曾对汉朝国家安全,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然而,汉代西北边关屯戍的过度发展,不仅给汉代国家的长期文明繁荣带来了隐患,而且也给两汉以后历朝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唐代刺史的任期与特点

唐代刺史的任期,就总体情形来看,绝大多数州郡是符合制度规定的,某些重要州府,无论是在唐前期还是后期,普遍存在任期偏短的问题,这也是朝廷屡下诏书纠正的问题.与此相反的是,偏远州郡刺史的任期则存在过长的问题,但范围比较有限.唐代前后期,南北方州府刺史任期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一般而言,北方诸州郡刺史任期在唐后期普遍延长,而南方诸州尤其那些所谓富庶之州的刺史,在唐后期则普遍存在着任期不够的问题,这反映了唐代中后期南方州郡地位的上升.     

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

两汉是东宫官制奠基时期.太子师傅作为东宫的常设官,承担着教育、护佑太子的职责.相对先秦而言,两汉仅设置有二傅,而不设师、保.两汉太子二傅均为实职,东汉太子太傅率先从管辖官属的职责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新的制度.而这一制度以后为三国所继承,并成为两晋东宫官制改革的起点.     

浅析登高母题发生期之特征——兼论楼台亭阁对于登高母题的影响

登高母题的发生期是先秦两汉,此时作品中登高的审美效应是"游""观"皆重,情感特征为悲喜兼备.其中登高怀远者,最初的情感内容为思亲(西周、春秋),其后是怀乡(战国),两汉时期,开始出现怀古的内容.在魏晋之后,登高作品向重"观"之效应与独具悲情特征发展的过程中,楼台亭阁之类的人文建筑,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韩琦与韩王庙

韩琦是北宋仁宋、英宗、神宗三朝重臣, 由于他在处理北宋内政上的突出贡献以及抵御外患的赫赫战功,先后被封为魏国公和魏郡王 。安阳老城内建立了韩王庙,其正殿为元代重建。像这样为纪念 有确切记载的历史名人建造的祠堂,在全国也为数不多。据最新研究,韩琦是我国原国家名 誉主席宋庆龄的直系祖先。韩王庙又赋予了新的意义。     

汉《易》与《汉书》

班固的《汉书》没有割断历史联系,他把西汉历史和古史联系起来,表明“汉绍尧运”,历史过程是天意决定的。汉《易》与今文经学是班固架构历史的理论依据。班氏论学术渊源流变体现出易学的通变思想。易学对班固写史产生多重影响。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从汉赋与汉画像的比较看两汉审美心理

汉代审美心理较之先秦有很大发展,对比汉赋和汉画像两种异质媒介在艺术旨趣上的同构可以发现,汉代审美心理明显异于先秦审美心理。张扬、宏放、繁丽、朴拙共同构筑了汉代的审美情趣,这是大汉气象的体现,也是楚文化的再次张扬。在根本上,这种转变离不开国家的强盛,但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来看,则这一审美心理的变化也是中华民族认识水平进步的体现。     

两汉文人身份的文学化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的文学家身份经历了一个由文人的崛起到文人文学家色彩的彰显、加浓,再到文人文学家身份的确立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经过两汉文人文学创作活动的不断展开,文人文学化的印痕愈来愈鲜明。这为以后文人文学家身份的基本确立积蓄了比较充分的力量。     

汉赋与儒家思想

现存汉赋及其相关背景资料显示,汉赋实以儒家思想为主.其政治思想主张以史为鉴,王道天下;其教化思想主张以礼法治国;其圣贤王道思想主张以圣贤为榜样,将历史圣贤化.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全面影响了汉赋的创作,而汉赋的创作又对儒家思想产生影响.在儒家思想为主的态势下,道家、百家思想依然存在.老子为代表的玄学经扬雄发扬,出现新气象,而谶纬之学时有表现.     

韩少功的精神世界

韩少功的精神世界显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不同阶段对现代性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对现代性的确认和追求、对启蒙的执着坚守为明显特征,寻根理论的提出和此时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其精神特质。到90年代则发生了根本转变,怀疑主义与实践品格的文化性格凸显出来,对现代性的思考已上升到反思层面,对启蒙的态度不再为单纯的坚守,而是质疑与坚守并重,其思想呈现出成熟而清醒的特质,他90年代的随笔以极强的思想穿透力记载了作为一个时代见证人的思考。     

韩琦与《安阳集》

韩琦是北宋时期重要大臣，他曾拥立英宗、神宗两代君主，为北宋政局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乐府沿革与汉代采诗考论

从文献的角度看,汉王朝有两乐府,一为太乐府,一为乐府,两者均简称"乐府".汉武帝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诗","采诗"是在加强礼乐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考辨可以发现."采诗"与"循行天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学博士承担了"采诗"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