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唐代刺史与旌表制度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唐代旌表制度上承两汉,下启两宋,具有非常明显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在唐代中央和地方刺史的大力提倡与"教化"下,唐代的旌表制度更加系统和完善,旌表的规模也更为庞大,对维系唐朝的统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唐代旌表行为的泛滥,也使旌表制度走向了"异化".     

两汉时期女子再嫁问题考略

纵观两汉400余年历史,女子再嫁现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在这些再嫁的女子中,既有身份高贵的社会上层,亦有出身卑微的百姓平民,可见此时的女子再嫁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就这些再嫁女子当时所属的婚姻状态而言,可将其分为离婚再嫁、夫死再嫁以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再嫁等三类。汉代已婚女子能够相对自由地选择再嫁固然离不开当时女子在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其所拥有的较高社会地位,然而,家长态度、国家政策乃至当时的社会风气等因素亦不可小觑。同时也应看到,虽然汉代女子在再嫁问题上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但"一醮不改"的观念正逐渐成为束缚已婚女子的精神枷锁,而宽松的社会环境亦渐趋为"三从四德"的社会思潮所吞噬。     

关于西夏边防制度的几个问题

西夏军事制度的研究是西夏研究的薄弱环节 ,而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边防制度。西夏的边防制度比较复杂。本文以西夏文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和《贞观玉镜将》为主 ,结合其他西夏文、汉文相关资料和当前研究状况 ,拟对西夏边防将领的选派、边防军的职责、奖罚制度以及边防制度的特点等具体问题作比较全面的探讨 ,以期有补于西夏边防制度研究     

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

两汉是东宫官制奠基时期.太子师傅作为东宫的常设官,承担着教育、护佑太子的职责.相对先秦而言,两汉仅设置有二傅,而不设师、保.两汉太子二傅均为实职,东汉太子太傅率先从管辖官属的职责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新的制度.而这一制度以后为三国所继承,并成为两晋东宫官制改革的起点.     

清代谥法制度的来源与确立

清代谥法制度是继承历史上确立并在历史各个朝代发展中不断变化的谥法制度,文章探讨了谥法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如何被清代继承和改变,其内容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现了怎样的特点.     

两汉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两汉时期是我国封建政权选拔人才和任用官吏的初创阶段 ,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它是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两汉选举用人制度的考察 ,进一步阐明我国封建社会选举用人制度的历史沿革 ,揭露封建政权选举用人制度的阶级本质     

两汉时期择吉之风探析

两汉时期,择吉之风广泛流行。择吉,包括择吉人、择吉地、择吉时等多种情形,其中以择吉时最为常见。今天看来,时间本无所谓吉凶,因此,应该批判择吉术的神秘形式,但批判不等于无视其存在,把“择吉之风”作为历史存在加以分析,有助于了解当时时间生活、政治制度等社会面貌。     

两汉公文批评综论

两汉的公文批评,延续先秦公文批评存在的方式,依附于经、子、史、集四部之中,依然没有专门的公文批评文献,也没有出现独立的公文批评.从总体上说,两汉公文批评经历了一个从汉初的尚俭尚质,到汉武盛世的典雅醇正,再到东汉初期的复归简质,东汉中后期的反对增饰,要求有补于世、能为世用的轨迹.两汉的公文批评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简质、雅正、实用的批评标准,成为后世公文批评一直延续的几个核心标准.     

汉魏六朝时期女史探析

女史是中国古代在宫廷中任职的女官。根据相关记载,女史最早可能出现在周代,在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设置。女史在宫廷中承担协助后妃处理事务、参与典礼、掌管文书、进行宣传教化等职责。女史的地位不高,一般选拔具有文学基础的女性担任。考察这一时期女史的职能、选任、地位,以便进一步探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职官制度问题。     

秦汉逮捕制度考

速辅是司法过程中相关执行人员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往往是刑事审判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文献中记栽的大量刑事案件复原了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包括逮捕的方式与程序诸问题.秦汉时期,逮捕制度中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差别.逮捕不同的犯罪人员在原则、程序、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特权阶层、低级官员、普通民众、逃亡犯的逮捕程序与方式诸问题予以分析和阐述.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行政中枢的变迁与皇权的强化,兵权的得失与皇朝的盛衰,汉唐刺史、节度使的利弊等方面的论述,尤其体现出他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探讨皇朝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王鸣盛的治史卓识不仅对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显示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     

两汉文人身份的文学化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的文学家身份经历了一个由文人的崛起到文人文学家色彩的彰显、加浓,再到文人文学家身份的确立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经过两汉文人文学创作活动的不断展开,文人文学化的印痕愈来愈鲜明。这为以后文人文学家身份的基本确立积蓄了比较充分的力量。     

信仰与意志:秦汉以前的"自杀"——以《史记》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秦汉以前的自杀观念与现代社会不同.通过分析<史记>等文献中记载的自杀现象,可以发现古人更多地将自杀视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和文化行为,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反常的病理现象.了解古人的自杀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并且有助于人们反观自己时代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状况.     

秦汉林业职官考述

秦汉时期的林业并非由专门的林业机构管理,而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根据性质的不同,与其相应的林业职官分为管理山林川泽、苑囿、林木种植和木材利用四类。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     

两汉凉州士人研究

汉简和传世文献证明,两汉时期,凉州地区的学者,在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天文历法学等方面独占鳌头、成绩卓著.特别是东汉后期反党锢斗争,以皇甫规为代表的凉州士人前仆后继,以死抗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