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俸料钱与内外官轻重的变化

唐史中有一引人注目的问题,即前后期内外官轻重的变化不同。唐前期“重内官而轻外职,凡所出守,多因贬累”,自外官入为内官视若“登仙”,仕进者“望三台如登青天”。安史乱后,仕宦风向幡然一变,“自方镇入为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员外,求为洪州别驾。使府宾佐所忤者,荐为郎官。其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甚至还有人请任外官不允,乃故抵犯微法而贬为外官。为什么唐代内外官轻重在前后期会如此相反?其变化与内外官俸料钱的变动又有何关系?唐后期重外官有无地区之分?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粗略分析。     

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

一、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 元朝以前,历代中央王朝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拢络控制,大都采用怀柔、和亲、羁縻等政策,到了元代始设土司制度,委任少数民族为首领,管理其民,对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仿效汉武帝“开拓河西四郡以隔绝胡、羌”之策,在今甘肃、青海地区建立军事重镇,以便“北拒蒙古,南制诸番”。所谓军事重镇就是卫所,由土官、流官参治,但“在土流比例上,大都以官籍汉族为多”(《甘肃通志稿》)。     

元代海南的黎兵

从元初的黎兵,黎兵万户府的设立、罢废与复立,黎兵万户府与屯田机构的关系,黎兵万户府与地方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元朝政府使用黎兵以“治黎”的原因,黎兵与土官制度的关系,如何评价黎兵制度等7个方面对黎兵进行了论述。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董伟业和《扬州竹枝词》

清人董伟业所著《扬州竹枝词》行世后,当时就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毁誉不一,褒贬各异:有人誉之为“董孤直笔”,有人责其“无和平忠厚之旨”;有人爱不释手,将其誊写藏之枕箧随手阅读,有人恨之入骨、究之于官而遭笞杖。其后二百多年来,效而为此者,颇不乏人。今人路工在其编选的《清代北京竹枝词》前言中说:“到了乾隆年间,竹枝词风行起来,董竹枝的《扬州竹枝词》和杨米人的《都门竹枝词》,影响最大。”为何董氏竹枝词能有此深远影响,以及对当时社会震动之大?本文试就这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以请方家指教。董伟业,字耻夫,号爱江,原籍沈阳,流寓甘泉(即今扬州市)。生卒年不详,约     

文献学家萧穆和他的《敬孚类稿》

<正> 萧穆,字敬孚(敬甫、敬父),安徽桐城人。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4),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终身只是一个秀才。更没有做过官。他自幼好学,长而抄、校书,以全部精力用在读书、校书与搜辑明清史料亦即“网罗文献”上。他30岁左右,见到曾国藩,曾国藩称之为“今之读书种子”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东西洋的界域和演变

中古时期,我国关于海区的划分,曾有东西洋之说。东西洋这个名称,始见于元朝,盛行于明朝,清初仍因此说,前后沿用达五百多年之久。但是,历史上的所谓东西洋,到底以何地为分界,二洋的海域范围各有多广,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其分界和海域是否有所变化。这些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见解互异,尚未得出一个比较一致的共识。本文拟就以上问题,试作探述,略叙管见。 一、元朝至明朝前期东西洋的界域 元朝以来,东西洋名称,不断流传,到了明初,极为盛行。明初之所以盛行,与郑和下西洋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其出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地域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史称“明初盛事”。郑和因七下西洋而著名,而西洋亦因郑和的出使而名盛。如明人黄省曾所说,“西洋之迹,著自郑和”。     

诸神的起源——中国上古神话新探·三皇考

一 顾颉刚先生曾指出:“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象。种族的偶象是黄帝。疆域的偶象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崔东壁遗书·序》) 此论至为深刻,唯应补充一点,即中国古神话中诸开辟洪荒之大神,如:女娲、伏牺、燧人、有巢等,亦皆为此时代之制造也。 (案,传说中尚有一开天辟地之怪神号盘古氏。然其名不见于先秦经传及诸子书。其说见诸典册在东晋。因知其事乃晋室南迁后,南方苗蛮族传说之盘王(即盘觚、盘古)故事汇人中原华夏系神话之产物也。梁,任昉《述异记》记:“今南海有盘古庙,……南海中有盘古     

《土官底簿》广西部分订误

明无名氏《土官底簿》一书,为研究明代土司制度的史料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备载明正德以前诸土司官爵世系,承袭削除。观其命名与缮写之式,疑当时案牍之文,而好事者录存之也。”故“是编调虽俚浅,而建置原委,一一可征存之,亦足资考证焉。”作者曾将书中所载广西诸土官的袭职年代与《明实录》中土官朝贡时间相参证,知是书所记大多确实可信。因此,此书对研究明代土官的传袭,具有十分重要之价值。然该书流传已久,传抄错误难免。作者搜集《明实录》、诸本省志、府志及县志材材,对书中年代、     

复沓回环

七绝三四,如李商隐“行到巴西觅谯秀,巴西唯是有寒芜”,“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以语词之复沓,生句意之回环,后人诗词亦每用之。如“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宋欧阳修《踏莎行》词。后范公《过庭录》中之“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亦袭此句式)、“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更被暮云遮”(宋李觏《乡思》)、“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宋杨璞)、“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元高明《琵琶记》)、“憔悴感恩依尚父,可怜尚父事朱温”     

元遗山言情词初探

元遗山虽以诗鸣世,但词的成就亦很高,尤其是他的言情词。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其言情词的特色及其形成原因。一是深曲委婉,缠绵悱恻的相思离别之词;二是一些“缘事而发”、“即事名篇”,大胆讴歌纯洁爱情,深刻批判封建礼教的词;三是一些“言近旨远”、“寄慨遥深”之作;四是真挚动人的悼亡之作。词人以“亦雄浑,亦博大”的壮词为主,但也创作了如此之多的言情佳作,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即词人对情的极度的推崇,词人的叛逆精神和当时的形势所迫。     

《淮南子》的名实观与推理论

一、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子》 刘安,生于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卒于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其父刘长是汉高祖刘邦之子,封淮南王,后因得罪徙蜀,道中绝食死;刘安袭封。《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刘安好读书、鼓琴,“善为文辞”,亦欲“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开始甚得汉武帝刘彻的尊重,后“谋反”,事泄,被迫自杀。     

论清代蠹吏

官与吏。合言则通,分言则别。官吏,泛指在衙门中供职的各类人员。官,宣也,管也,即衙门中发号施令之人;吏,理也,治也,即衙门中供官驱使的办事之人。本文拟对败坏清代官吏办事成绩的吏,略抒己见,以补论清代吏治只谈官不谈吏的不足。清初,陆陇其尝曰:“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①清代蠹吏挟例以乱政,殃民以牟利,已成为当时政治的一大弊。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败,清代不仅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群,而且形成了庞大的蠹吏群,而吏之人数尤千百倍于官。吏之“秩愈卑而权愈重”,其危害亦愈演愈烈。晚清的进步思想家冯桂芬惊呼:“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②这是清王朝政治腐败的特点,也是封建官僚制度衰败的征兆。因此,研究清代的蠹吏,自是剖析封建末世政治腐败的题中应     

“醒贪”与“惩贪”

鉴于元末贪吏横行、社会腐败,终致覆亡的教训,朱元璋深知“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于建国之初的洪武四年即“命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洪武二十五年,“命户部备录文武大小官品数,给俸米之数,以米计谷之数,又计其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至是编成,赐名曰《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太祖实录》卷二二零》)以“吾民之艰”与官吏之“坐享天禄”相对照,从而促贪吏之“醒”。但,总有冥顽不醒者,因而不能不“惩”,朱元璋对此亦不曾手软。据     

宋代官药局的沿革及相关问题考论

宋代官药局建立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北宋末废罢,南宋绍兴六年(1136)重建。两宋官药局在建立之初均隶属太医局,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改隶太府寺,南宋则是在绍兴十八年(1148)或绍兴二十一年(1151)左右改隶太府寺。这种隶属关系的改变既是官药局规模扩大后的现实需求,也是官药局由社会福利性机构向盈利性机构转变的结果。官药局隶属关系的改变是官方医疗机构医药分业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民间的医药分业。     

论朱元璋兴孝以行养老之政

明太祖朱元璋自洪武元年(1368年)南京定鼎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寿终正寝,起讫31年,在治国安邦的宏业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大政方略,其中之一便是兴孝以行养老之政。 一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吸取历代特别是元朝失败的教训,在“治乱世用重典”这一思想指     

李庭及其《寓庵集》兼为元诗一辩

李庭,字显卿,华州奉先(今陕西蒲城)人。生于金章宗明昌5年(1194),家世业儒,少笃于学。16岁应词赋进士举,弱冠之前两预乡荐,未及登仕,蒙古军南下,遂避兵于商洛山中。金亡,远徙平阳(今山西临汾),设馆授徒,维持生计。时金源名士亦避居于此,如文章巨公麻革、李济夫等,李庭从之游。麻革被人誉为“中州人物一元龙,卓荦英才魄磊胸”(曹之谦《麻信之为寿》)。在彼此交往中,相互商榷质难,使李庭学问文章多有长进。甲辰岁(1244)辟为陕右议事官,麻革作《关中行送李显卿》送其归陕,深情隐蔚,感慨良多,“忆昨与君友,相逢日日酬杯酒,酒阑起舞肝胆开,小桃唱罢歌杨柳。晋语狎秦癯,     

土官与土司考辩

土官和土司,是元、明、清封建王朝为巩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而采取的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统治措施,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任用世袭的地方官。他们世守其土,世长其民,世袭其职,曾给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以深远的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释义等基本问题颇有争议,《辞海》在“土司”条释文后说:“土官,见‘土司’”;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辞源》在“土官”条释文中也有“统称土官,也叫土司”之语,此为“土官即土司说”。杜玉亭先生不同意此说,他在《土官与     

广西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初探

壮族是广西的土著民族。壮族地区远在秦汉时期就在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唐代,在壮族居住的边远地区,建立了五十多个羁縻州县。宋代,壮人侬智高在广源州(羁縻州,今属靖西县)起兵反宋失败后,宋王朝将支持它镇压侬智高的邕州三十六峒的壮族首领封为土司(亦通称为土官),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同发遣、权发遣等土职,使之“藩篱内部,障防外蛮”。这些“其酋皆世袭”的州、县、峒凡五十余所(参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以下简称《虞衡志》)。同时,还分封随狄青镇压侬智高而来的二十七名将校为土司,也得世袭。从此,广西壮族地区(主要是桂西,包括左、右江及红水河、龙江中游地区)便出现了土司制度。元明两代,土司制度日臻完善。其间,土司的设置也有了一些变化。明代,土官最多时达一百九十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