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矛盾

梁启超虽然主张“政治小说”,认为小说要为启蒙、“新民”服务,是一种事功文学观,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理论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二是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尽管如此,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也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米兰·昆德拉

与卡林内斯库的审美现代性理论不同,米兰·昆德拉提出的“欧洲小说”观念,是以审美现代性对抗“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的源头所在。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展现出了对资产阶级的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对审美现代性立场的坚执中产生的反省,阐述了他独特的“欧洲小说观”与审美现代性起源新说。他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以审美现代性的态度,审视和评判现代生活,深入地考察了现代人生存中的一系列现象：媚俗,舞者,轻与重,快与慢,记忆与遗忘,革命、鸟托邦与抒情姿态,等等,犀利地揭示出其中的现代性悖谬。     

"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

“都市民间”理论的提出,表明1990年代以来文学“无名”格局中的知识分子参与中国都市小说叙事的一种新的观照方式。知识分子的审美分析与精神启蒙构成当代都市叙事现代性追求的核心。     

审美与启蒙——梁启超小说美学思想新论

从主客体两方面创造性地分析小说的审美价值,论证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是梁启超小说美学的历史功绩所在,而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则是他小说美学的理论局限。梁启超小说美学的优缺点都与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启蒙立场分不开。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兴起研究综述

对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即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的兴起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大致分两条路线展开,一是对梁启超文学(文学观念)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一是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相对来说比较零碎,有必要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现代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下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作进一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以便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是如何兴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