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矛盾

梁启超虽然主张“政治小说”,认为小说要为启蒙、“新民”服务,是一种事功文学观,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理论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二是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尽管如此,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也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论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之关系

本文将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进行了比较,发现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报刊与小说的功能、功用、传播方法的论述上,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均有着极度相似之处,而原因在于,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梁启超,视任何媒介均为政治改革的工具。从此视野出发,他所能看到的和乐意看到的就是报刊及小说的宣传功能。在理论阐述上,二者之间以政治为纽带,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关系。     

简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种倍受压抑的文体。"小道观"自始至终制约着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到了近代,梁启超特别重视小说的功用价值,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的观念才得到根本更新。然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著名命题,亦有偏颇之处,那就是对小说的地位的矫枉过正。因此文章认为这种思想是梁启超矫枉过正的根源。他利用舆论之威力,把小说置于文学的颠峰,自此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意义得到进一步确认。     

现代性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近代佛学复兴是传统中国对现代性问题挑战的一种回应。梁启超以佛教的理性化、入世化、科学化、多元化因应现代性挑战,将佛教纳入了现代性的新框架中;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过度现代性导致的精神危机,于是他又拒斥现代性,研究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来陶冶心性。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促成了佛教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佛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佛教的生存。     

文化现代性矛盾逻辑与和谐现代性的诉求

文化现代性是指作为人类精神的文化在现时代的根本规定。其中现代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和冲突构成文化现代性矛盾逻辑的基调。这种矛盾逻辑具体表现为三种理论范式:两种文化理论、两种主义思潮以及两种现代性理论。文化现代性矛盾逻辑的发展意味着构建一种和谐的现代性已成为现时代不可回避的使命。     

梁启超美学之“变”的现代性根源

梁启超美学从具有功利性的"文学救国"到强调审美非功利的"趣味主义",这种变化并非梁启超的"落伍"或者"善变",而是梁启超认识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实现并不是单纯科技物质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现代人格的养成,所以他抛弃了自己前期的工具理性思想。但梁启超的这种"反科学主义"却建立在中国科学技术极端落后的现实之上,因此陷入了深刻的矛盾悖论之中。     

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及其内在矛盾探讨

大众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所具有的现代性及其内在矛盾充分体现着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大众文化现代性及其内在矛盾的探讨和揭示,有助干我们对现代社会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判断,并进而把握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政治化与艺术化的纠葛碰撞--梁启超与黄人小说观比较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 ,推崇小说的社会作用。由于片面强调小说为政治服务 ,梁氏小说理论有矫枉过正之弊。黄人本着艺术性原则 ,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将小说由政治附庸重新拉回到了艺术审美的道路上来。     

审美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再审思

梁启超、王国维的诗学被一部分学者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论的两个主要源头,分别体现了所谓的政治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种观点一部分是基于对历史的追认,另一部分却是基于对历史的发明,是从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当代社会语境中建构出的话语体系,而并非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准确描述.这种文论话语不仅遮蔽了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的多重内涵,也忽略了二者诗学所承袭的中国诗学传统和面临的复杂历史语境.在审美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的视角之外,借由王斑、王德威关于中国研究中所表现的抒情与政治的多方涵涉的思路,可以进一步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丰富内涵进行审思,将二者看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政治,继而加深对二者诗学的认识与理解.     

梁启超的传记理论及其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２０世纪初第一个致力于传记理论研究的大家,其理论为推动中国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访的过渡作出了不过磨灭的贡献。梁氏对传记的界说、对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的阐述、对传访之文史关系的见解都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     

论梁启超的宪政学说

梁启超认为:宪政就是立宪政治,立宪政治以议会制度为体制外壳,以国民的支持和舆论的声援为后盾,其精神特质在于控制政府权力.在宪政方案的选择方面,不存在完美无瑕的政体,民主共和政体也并非只有优点而无弊端,也不存在可以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政体,一国实行的政治体制必须与该国的国情和民情相适应,并且受一国国民的素质和能力的制约.在宪政的路径选择方面,他反对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不可能造就立宪政治,而只能是新式的"武人专制".     

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 ,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 ,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 ,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     

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基督教观探析

梁启超作为一个佛教徒,致力研究佛教的同时,对基督教也略有研究。他的基督教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从基督教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关系来看,他充分肯定了基督教对欧美政治的影响,但接着认为中国仍无取法的必要。(二)从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比方面来看,他认为:佛教乃智信非迷信,但基督教为强信;在形魂关系上,基督教的形魂观较为原始;在解脱或拯救方面,基督教仰他力,佛教仰自力。(三)在教义方面,他认为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即灵魂。梁启超的基督教观的确存在着许多值得辨析的错谬之处,但这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为兴国本对当时各种宗教考察的一个结果,反映出他们对其他宗教形式初步地加以接受的心态。     

博士论文题目:《论梁启超的科学方法》

一、博士论文提要 论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和科学抽象的方法,力图在全面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梁启超的科学方法论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论文对梁启超的科学方法论思想作如下的处理:首先,从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的兴起导入正题.第一部分为导语,概括地介绍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论.其次,从中国近代科学方法论确立的整个情况来理解梁启超的科学方法论思想.第二部分从比较中国古代科学方法论与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论入手,论述梁启超在中国确立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思想史上的开拓奠基地位.第三,阐明梁启超在继承中国古代科学方法论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方法论.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梁启超铁路外资观初探

梁启超以近代经济学为基本分析框架,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外资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经济学阐析。他认为要发展近代铁路,不能不充分重视和借助外资的力量,但外资的介入,却又带有强烈的侵略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尽可能在获得外资好处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危害性,平衡好维护主权与引进外资之间的微妙关系。他的分析表明,在维护主权的前提下,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究竟能够沿着对外开放的道路向前走多远,哪些是我们应该为之付出的在可以承受范围之内的代价。     

梁启超“国运”思想初探

所谓"国运",一般指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国运论"则指研究"国运"的思想和理论。梁启超的"中国国运论"主要包括关于国运所以衰落之原因、国运必将振兴之根据、如何振兴国运之构想三个方面的论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目标,我们有必要自觉地从这一思想遗产中吸取有助于我国未来国运日益昌隆的启示。     

梁启超对新民伦理的探讨

改造国民道德是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根本任务。梁启超认为,新民伦理居于新民的中心地位,道德建设是人的现代化的中心环节。他的《新民说》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的改造国民性理论——新民理论,从公德与私利、利己与利他、独立与合群、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服从等五对道德规范探讨国民新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