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出资的法律问题探析

通过对劳务出资的必要性和适格性分析,得出劳务资本合法化的必要性.依据我国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劳务资本由于具有货币可估价性、可依法转让性和合法性,应该包含在合法的出资形式之列.并进一步对劳务出资的立法规定,从劳务出资记入注册资本、劳务出资的最高比例、劳务出资的流通性限制、评估机构的责任、破产时出资者的责任承担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     

论股东知情权纠纷中的司法裁量

我国《公司法》中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规定较为抽象、原则,而司法实践中股东知情权纠纷的案情具有多样性特点。上述原因决定了股东知情权纠纷中的司法裁量有其特定的存在价值。股东知情权纠纷中的司法裁量涉及合理性判断与合法性判断两方面问题。股东知情权纠纷中的合理性判断围绕同业公平竞争、公司科学治理和化解公司僵局进行。股东知情权纠纷中的合法性判断从主体适格性、正当目的性以及公司协助义务三方面展开。     

股东出资瑕疵的表现形式及认定

出资瑕疵是指出资人或股东进行的不符合法律、章程或出资人协议约定的货币或非货币出资,包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延迟出资、未足额出资和不适当履行出资等表现形式。出资既是股东的法定义务,又是股东依章程而产生的约定义务,股东出资构成公司资本的最初来源,而出资瑕疵会使公司失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所以正确认定股东出资瑕疵及其表现形式,对于维护公司本身、其他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股东出资瑕疵

股东出资瑕疵是指股东不按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要求,股东出资方式、对出资的处分存在不完全符合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一种违法行为.本文在对股东未足额出资、股东不适当出资、股东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四种典型的出资瑕疵问题进行分析基础上,主张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完善公司资本制度:实体上明确规定出资瑕疵的责任认定及承担方式;程序上完善对瑕疵出资者诉讼制度,从而更有效地维护公司及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研究

出资义务是股东依照约定和公司法规定产生的特殊合同义务.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是相互联系的不同概念.股东资格是依据出资授受协议产生的地位、名义和资格,股东权利是股东享有的各种具体权利.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公司有权限制股东权利,有权诉请股东单独或者连带承担出资补足的责任.为了更好地平衡公司、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利益关系,我国公司法应当明确引入股东除名制度,取消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的股东资格.     

股权出资的可行性与弊端分析

股权出资是指出资人以其对另一公司享有的股权投入公司,并由公司作为股东取得和行使对另一公司的股权。明显的债权属性、价值的不稳定性和出资程序繁琐性的特点。股权出资在我国是切实可行的,它具有无可代替的制度价值,在公司实践中的优势已经逐步体现出来,但是作为一项仍处于探索阶段的制度,它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人力资本与公司治理

本文认为，人力资本本身的属性和产权特征决定了其不可抵押性，不具有承担风险责任能力，因而不应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必须在强化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职能的基础上，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发挥高效率，二者缺一不可。     

隐名投资出资瑕疵民事责任研究

资本是公司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出资义务是公司股东最基本的义务.出资瑕疵不仅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权,损害了足额出资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且削弱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公司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隐名投资是一种非常态的投资形式,因出资瑕疵而引发的民事责任也更为复杂,根据商法公示公信的外观主义原则以及民法意思自治的真意主义探求,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应对隐名投资出资瑕疵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论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应当向公司承担出资违约责任.其他守信股东并非失信股东的债权人,无权请求失信股东向其承担出资违约责任.资本充实责任是法定资本制度逻辑演绎的结果,与公司资本信用理念一脉相承.我国2013年修订的公司法已经废除了法定资本制,改采认缴制,基于资本充实责任而产生的发起人出资连带补足责任也应当废除.发起人股东对公司设立时的出资仅负担监督和检查的义务,只有发起人违反此项义务,导致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公司股东出资有关规定的反思

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出资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以列举的形式对出资方式进行规定,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有待解决的争议,比如以非法获得的现金出资的合法性问题、用以出资的实物定性问题以及工业产权出资这一提法稍显狭窄。同时,在有关股东出资责任的主体、适用及归责原则方面也存在着某些缺陷和不足。因此,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完善股东现行出资制度,完备股东的瑕疵责任机制和资本充实责任,借鉴国外先进立法模式,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对公司的存续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是我国公司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力资本出资制度的构建

人力资本是一种新兴的资本形式,虽然新公司法尚未明确将其列为一种出资形式,却为其创设了制度空间。如何在准确把握人力资本内涵及特质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人力资本出资制度,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人力资本与东北经济振兴

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人力资本在东北经济振兴中应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基于三类经济数据,建立了测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模型结果揭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代表发达经济的上海市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代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落后经济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足。因此要实现经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一方面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效率,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技术水平。     

竞争与共存:信任网络视阈下政府合法性探析

信任网络是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政府合法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保证,其本质是民众对政府以信任为基础的遵从。政府与社会信任网络之间存在竞争。政府信义降低,用于公共利益的资本减少,而强制力的使用增加,只能导致政府的可依赖性和合法性衰微,从而其他非制度化信任网络兴起。政府嵌入社会关系,包括培育信义、积累资本、平等融入社会信任网络,是赢得民众支持和实现政府合法性最为理想的途径。     

四川省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了1994—2007年间四川省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制度建设、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等7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度。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是推动四川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作用,而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作用甚微。     

新《公司法》与劳务出资

我国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股东的出资方式,但股东出资的渠道仍然有拓宽的必要。劳务是指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体力和技能的总和。劳务能否作为公司法上的出资形式,学术界尚有争论。确认劳务出资,还应处理好劳务出资的评估和法律责任等问题,以确保公司的资本真实和债务清偿。     

人力资本、产权归属与分配制度改革

在我国多层次的分配制度中,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内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方式引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按劳分配为主体框架内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制度内的分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将人力资本融入当前非公有制领域分配制度改革,应多渠道推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凝聚;完善人力资本产权的归属工作;准确测度人力资本在物质财富形成中的贡献度;合理设计人力资本参与分配的形式。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的定量研究

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本研究构建了生产函数模型,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生产要素投入依赖较重,全要素生产率依赖较轻,走的是一条相对粗放型的增长道路。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引领中部崛起新跨越:把中部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加快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为主导;提高市场化程度,为中部地区经济内生增长创造良好环境。     

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

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也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的主要贡献。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存在论意义,并据此揭示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是把握马克思学说之当代意义的关键。应当纠正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三种较为流行的误解,以便能够在资本批判这一时代课题上展开马克思思想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这是今天的马克思研究者们的基本使命,目的在于为哲学在当代的革命阐扬来自马克思的重大启发,以从根本上探寻一条走出当代文明危机的道路。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81—2007)

将资本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阐释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利用资本质量指数调整设备资本存量,考察资本即期服务效率调整后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设备资本投资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4.7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6%,占资本贡献的14.8%。技术进步贡献呈阶段性变化,且不同类型技术进步贡献出现分化。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呈平缓下降趋势,而中性技术进步贡献呈现先降后升的V型变化特征,但降幅大、升幅小。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扭转技术进步贡献的下降趋势,经济高增长将无法长期持续。     

论“资本精神”与儒家价值观的当代交融

在学术研究中,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儒家价值观浸润了独特的理论情怀。"韦伯命题"宣称:经由儒教无法通达资本主义大道。如此,儒家价值观与资本逻辑的思想载体——资本精神,也便丧失沟通之合法性。在资本全球扩张的今天,资本精神与儒家价值观内在一致性的开掘、中国市场经济独特属性的凸显,打破了"韦伯命题"的逻辑强制,进而使得二者深入交融成为必要和可能。而构建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呼求,则又为它们互溶互生,提供了契机、载体和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