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城市社区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在城市社区层面,随着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社区进入了后单位制时期,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治理形态从“管治”到“自治”、邻里关系从“解体”到“重构”、社会阶层结构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分异与隔离。     

治理理论下的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制研究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当前“城中村”社区在治理体制、土地产权关系、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失灵”现象。基于治理理论,“城中村”改制工作的关键是彻底改造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为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使“城中村”社区的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发展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公共性弱化及重构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化的产物,社区内部公共空间、治理结构等在发生巨变后,社区治理存在复杂多变的问题。为落实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实现构建社区治理体系的政策目标,将辽宁省某市S“村改居”社区作为研究主体、具体化的公共性作为切入点,从社区公共空间、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公共参与、社区公共交往、社区公共认同5个维度,阐述S村转变为S社区过程中社区公共性弱化的表现,社区公共性重构工作需要社区提供居民开展公共生活的公共空间、创造公共交往机会、保障居民公共参与的权利、培育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当代社会学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首先,讨论了社区概念的涵义,旨在明确社区概念自产生以来至今,其定义的变化、发展和目前的认识。其次,阐述了社会学界关于城市社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两种理论及其方法。第一是城市社区邻里关系与社会网络研究,包括“社区失落论”、“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方法主要是网络分析方法。第二是社区权力的研究,包括“社会精英论”和“多元政治论”。     

社区变迁中“人的城市化” 建构与反思———以ＮＪ 市ＸＬ 农牧场Ｓ 新村为例

伴随国家城镇化迅猛发展,新型城市社区建设也在迅猛推进。在城市化变迁与发展过程中,拆迁安置“新市民”能否适应新的城市化社区发展环境,新型城市化社区如何建设,成为目前社会建设与管理工作中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回顾社区变迁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以一个典型“二元社会”农牧场的城市化社区变迁为例,揭示拆迁安置社区在城镇化变迁过程中的嬗变价值。研究发现,“二元社会”农牧场变迁为“新市民”社区,不但给社区建设带来了新课题,同时也使“人的城市化”建设迫在眉睫。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社会建设,使“人的城市化”理念得以落实和彰显,是“新市民”社区建设的主题。     

社区文化建设不能只是蹦蹦跳跳

自2001年湖北省咸宁市启动社区建设以来,社区文化建设伴随着社区建设而不断繁荣。尽管社区文化建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毕竟是城市发展中兴起的新事物,社区建设历时较短,社区文化建设起步较晚,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已成为阻碍社区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城市民族混居社区中公共事务的界分与治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应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民族混居社区的数量迅速增加,相关问题逐渐显现。多中心治理理论能够为城市民族混居社区治理提供重要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思路。城市民族混居社区治理,应当在尊重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自我治理空间。同时,在界分民族内部事务与一般社区事务的基础上,促使参与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权力结构由垂直走向扁平、互动模式由指令走向协商。     

论社区转型与社区运行机制的重建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也必然带来社区建设模式的转型和社区运行机制的重建。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空间单元。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社区结构类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正在由自然产业型向社会分层型转变。当前应着重加快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及其运行机制的重建与再造,保障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有序进行。     

城市社区善治思考

依据城市社区善治的基本指标,梳理当下城市社区中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关系现状,提出社区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社区治理权力主体合法性基础缺失,官僚层级的越位、缺位、错位导致社区公共资源分割,社区利益共同体的不确定性致使社会信任缺失,社区社会控制权力的强化与居民社会参与不足。城市社区的善治,要以利益关联为驱动构建多元权力主体协同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     

全周期管理理论视野下超大型城市社区的“城市病”及其治理路径——以北京“回天地区”为例

超大型城市社区的“城市病”及其治理是当前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北京“回天地区”作为世所罕见的超大型城市社区,呈现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严重拥堵、公共服务资源严重匮乏、社区配套及街区公共设施严重短缺等一系突出的“城市病”问题,成为北京以至全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治理的最典型难题之一。基于全周期管理理论视野,“回天地区”城市病的成因主要表现在城市功能空间全周期的分裂,从而导致“单工”城市与“城市功能孤岛”;市民生活全周期的割裂,从而导致主体的消解;城市文化全周期的断裂,从而导致场景的消弭;城市治理全周期的撕裂,从而导致权力与权利的失衡。有鉴于此,在超大型城市社区更新改造中应注意把握如下政策路径：缝合既有城市功能空间,构建全周期复合型城市功能区;重新确立市民的主体地位,完善全周期市民公共生活服务体系;强化场景营造,打造全周期城市文化体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赋予城市治理新动能。     

“撤街强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社区社会资本是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扬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基础,它包括社交网络、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三方面,并通过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得以有效积累.“撤街强社”模式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举措之一,从权力整合、职能配置与机构重组三方面入手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重构,有效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良性发展,对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利益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民族利益不断演变,有其内外部因素,特别是对国家政策转变,即从“直接利益”分配到“利益机会”分配的转变中,对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利益的影响。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也在加快,城市里的民族成份和少数民族人口的不断增多,各城市社区传统的族群团体被频繁流动的人口冲击,打破了原来的人际交往圈,尤其是打破了原有的民族社区,这个过程涉及到各民族成员切身利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好坏。具体到民族地区城市社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利益演变研究,这是一个更加微观层面上的问题。     

向城市社区居委会跨越性转变——“城中村”转型发展系列研究之二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积极妥善解决“城中村”问题 ,加快“城中村”转型发展 ,使其真正融入城市 ,是城市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这些村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城中村”的转型发展 ,关键在于管理体制的转变。传统的路子是从村委会转为居委会 ,但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今天 ,不必要也不应该再走这个弯路 ,而应该直接向城市社区居委会跨越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要积极探索和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促进“城中村”跨越性转变     

高扬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旗帜

现代化的小区、宽敞的道路、明亮的厂房、优美的绿化等正塑造着江宁城市化后的新形象．但与此相应的城市社区的精神文明却落后与城市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提出“实现两个率先”、“建设文明城区”和“构建和谐社会”总目标的背景下．加强农村城市化后的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更显得重要和紧迫。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文化的功能分析

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是城市社区文化兴起的重要背景,反过来社区文化对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又具有重要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文化对"城市人"的塑造以及对"城市人"的社会交往、自由创造、自我发展等更高层次精神需求的满足上,在城市化发展中必须摆正社区文化建设的位置,力求城市化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协同并进。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整体性社区构建

社区是国家权力末梢的管理(控制)领域,也是国家和社会生活交接的场域。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借助国家权力的"在场",依靠国家及其执行机构资源和能力的同时,培育和发展社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以破解碎片化社区的行政化、空心化和隔离化等困境。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结合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历程,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提出整体性社区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索我国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结构,构想社区的未来发展。     

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多民族社区认同研究——基于甘肃省合作市Z社区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一方面给城市多民族社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另一方面也对社区的形态、文化、功能等方面形成了冲击。城市多民族社区因为缺乏内生的应对能力,发展呈现出"脆弱"的状态。培育社区认同,应当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摆脱发展"脆弱性"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对甘肃省合作市多民族聚居的Z社区的实地调查来看,社区认同缺失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普遍遇到的问题,因此,应当培育城市多民族社区的社区认同,以期真正实现城市化与城市多元治理,实现城市的稳定与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城乡边缘社区:艰难的城市化--论城乡边缘社区管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城乡边缘社区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一个特殊社区,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扩大化的产物。其管理上存在体制性困境、经济性困境、利益性困境和群体性困境,这些困境使得城乡边缘社区在逐步转为城市社区的过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严重阻碍了我国城乡一体化与城市化的发展。     

论我国城市社区的政治文化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社区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城市社区的政治文化建构作为社区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作用和重要性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法律的相对滞后、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心理、责权利的分离以及“社区人“意识的淡薄,是阻碍城市社区政治文化建构的主要因素。只有从中国政治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主阵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积极培育新型公民文化,改进政治社会化方式,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等,才是正确建构城市社区政治文化的根本途径。     

农村社区外部权力结构：演进与现代重塑

我国的农村外部权力结构的发展经历了“二元——一元——二元”阶段的演变,文章以农村社区外部权力结构为视角,以国家行政权力和农村社会权力为分析工具,探讨了我国农村权力结构的这一演变历程及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合理重塑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关键环节：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的转变,农民自治意识和自组织能力的提升,以及制度建设的完善和权力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