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私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有效性

国际私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在当代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国际政治学界和国际私法学界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下外国法的有效适用、无政府状态下私法性国际条约的有效性、无政府状态下缺乏强制力的国际私法的遵守和国际私法对维护国际秩序的局限性等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尚不够全面、深入。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益于正确认识国际私法的效用和当代国际关系。     

国际格局的定义前提及其基本特征

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格局的前提,国际格局即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的结构。然而,在研究国际格局的定义时,国内学者较少关注它的前提,由此造成对国际格局的说明缺乏必要的理论背景和着力点;而在揭示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时,国内学者又较多地从结构角度加以论述,缺乏从过程角度的观察。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注重从结构角度论述国际格局,新自由主义则从过程角度进行理论上的揭示。因此,对于国际格局的研究要求我们结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成果,采取双重阅读的方法做出进一步的“新的综合”。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后现代主义阐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和批判性重建。在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阿希利、德里安等人重新解读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如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无政府状态、主权、安全和外交等,重建了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和挑战为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假设

几乎所有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是在"无政府状态"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安全困境"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冲突本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发现国际制度的安排可以克服无政府的困境;而建构主义者则从认同的角度赋予了无政府状态新的内涵。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对无政府状态内涵的不同解读,不仅反映了理论的不断进步而且标志着国际政治的实践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国际思想的几点反思

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的国际思想对以后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他们的认识方式总体上是形而上学的。笔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深入剖析了其对人性、自然状态及国际社会基本状态的认识,分析了人性的实质及其在国际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不存在所谓的“自然状态”,并阐述了国际社会之所以呈无政府状态的原因在于私有制的存在,进而使得我们对于国际社会基本问题的理解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上。     

西方三大流派国际合作思想比较分析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其不同的视角对国际合作问题进行了诠释。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冲突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只有在权力均衡过程中和霸权存在的前提下,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发生;自由主义学派接纳了现实主义的前提假定,但这一学派却认为通过制度协调可以有效的缓解无政府状态带来的不信任,促进国际合作的发生;建构主义者颠覆了无政府状态是先验给定的假定前提,认为国际合作是由国际社会建构而成的,国际合作的发生取决于行为主体之间的彼此认同和共有知识的多少。比较西方主流学派的国际合作思想对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有没有卢梭式的无政府状态？

在国际关系思想中,卢梭的自然状态较少受到关注.本文认为,根据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国家间漠不关心的角色定位可以成为一种典型的类别,而且从现实基础看,这种相互间漠不关心的国际关系现实是存在的,因此有必要对卢梭式无政府状态进行探究.进而,在无政府状态的过渡问题上,本文认为温特的三种文化过渡路线不一定是惟一的,可能存在多种路径.     

西方国际合作理论:比较与批评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基于国家利益来解释国家的政策行为选择。理性主义从国际无政府状态推导出国家自助体系和国家的工具理性,以效用最大化和战略博弈来解释国际合作。但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识分歧,分别以权力和制度为核心变量,对国际合作的前提、内容、形式和稳定性的界定各有侧重。建构主义强调国际关系的社会建构性质和文化选择,以规范和认同为支点来分析国家行为,认为国际合作是国家社会化的结果。三派国际合作理论既有独特的效力又存在局限。可以通过吸纳各派合作理论的基本概念,构建一种综合研究模型。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以及结构现实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继承性,但在此基础上也有所超越。该理论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唯一行为体;国际政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竞争;军事力量至关重要。同时,该理论还重新诠释了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的目的性;重新定义权力,是指具有可度量的标准等。     

试论"安全困境"的三种解析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必然采取“自助”原则,从而陷入无法自拔的“安全困境”中。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所描述的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理想主义者、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自己的解析。     

国际机制理论研究初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机制论已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最早始于美国,其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国际机制理论发展,其研究也受到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影响,难免打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烙印.     

“和谐世界”:一个命题的理论建构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冷战的对抗,促使人们不断思考:人类为什么无休止地进行战争?利益不同的各国人民如何实现共存共处?如何避免战争、寻求人类永久和平?然而,20世纪兴起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学派还是理想主义学说、抑或是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中国倡导构建的"和谐世界"的理论,第一次就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向世界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系统观点与理论框架。文章试着在阐述和谐世界理念提出的基础上,着力论述和谐世界由一种理念上升为一种理论的建构过程,并在坚持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实现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和平崛起战略的理论困境与现实选择

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战略是新时期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安全困境",是目前中国如何统协崛起与和平发展两者关系的重要理论困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大国崛起引发的原因及起可能性与影响提出了经典的解释。作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国,如何理解、应对源于西方文化并被西方世界全球化了的现代性问题已成为中国崛起的理论思考。中国的崛起与世界转型相约而行,这种历史的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宏观经济计划理论与实践的国际比较

宏观经济计划理论与实践的国际比较阎正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矛盾概括为，个别企业生产的高度计划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现代西方经济发展证明，尽管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痼疾很难消除，但是，国家垄断在通过“经济计划化”调节整个国...     

无政府相互依赖状态中的霸权与国际制度

当前的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各国家行为体复合相互依赖,独立决策受到限制,不能达到个体希望实现的最优结果.国家间的互动过程中就必然产生制度的需要.本文通过就国际制度分成内在国际制度与外在国际制度,并对其深入分析研究,从中得出霸权在无政府的相互依赖状态下对制度的作用并非千篇一律的结论.探讨霸权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与不同国际制度存在的不同关系,对国际社会的冲突与合作有更好的理解.     

国际机制理论研究初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机制论已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最早始于美国,其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国际机制理论发展,其研究也受到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影响,难免打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烙印。     

权力与合作:基于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的考证

国际关系从来不缺乏合作现象,但是一涉及到权力,却鲜有学者对"权力阻止合作"这一论断提出质疑。实际上,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国家即使从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或相对优势)出发也能导致国际合作。     

当代国际关系伦理视闽中的和谐世界外交理念分析

国际关系伦理追求国际关系的向善之道,是近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当代国际关系伦理主要包括三个历史向度,其最新发展趋势是以"类伦理"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伦理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倡导的和谐世界外交理念,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伦理的内在要求与我国对理想国际秩序的诉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和而不同的发展观,多元共存与和平竞争的文化价值观,以及自身利益与他国利益相协调的利益观.和谐世界外交理念与政策,对构建国际关系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读温特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E.Wendt)是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建构主义思想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并在90年代中后期引起国际政治各学派的重视。温特在《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分析了国家行为体互动的方式,形成了关于国际社会的互动理论;     

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

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它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内容日益更新,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非军事内容明显加强;国际关系多极化趋势增强;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淡化,文化因素的作用上升;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发生变化,国际冲突让位于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