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乐器补说

商代社会音乐歌舞甚盛,乐器品类众多,就甲骨金文及石器刻铭中所见,有20多种乐器名。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商代乐器,已知的有铜鼓、木鼓、石磬、玉磬、编铙、钟、镛、镈、铎、铜铃、陶铃、埙等,大抵为打击乐器、摇乐器或吹奏乐器,弹拨类弦乐器殆地下难存,考古发掘尚未见。《礼记·郊特牲》所谓“殷人尚声”,信而有征。     

略论商代的商业与货币

商代尤其是迁殷以后进入了我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快速的发展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剩余产品不断增加 ,商品交换活动逐渐频繁 ,已开始使用货币。商业在商代国家经济发展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     

论商代后期的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我国古代的货币最早产生于何时,这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者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不同,因而,对中国古代货币产生于何时则认识各异。有的认为中国古代的货币产生于商代,有的认为产生于商周之际,有的认为产生于西周,甚     

“举一反三”说辨析

凡是提到教学法,提到启发式教学,人们常常提到“举一反三”。自古以来有许多人对“举一反三”说推崇备至,可也有人予以全盘否定。如说“孔丘及儒家的‘举一反三’,决不是什么科学的治学方法,而是一种为反动的政治利益进行辩护的主观臆断的类推法”。“是一种把学生的思想禁锢在礼教囚笼中的狡猾手段”,“完全是一种专断的教育方法,家长式的教育态度,它的全部目的就是向学生注入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念”。①这样就把“举一反三”说贴上了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标签判处了死刑。这本来是不值一驳的,但在四害横行时期,却也使人不敢再公开讲“举一反三”之可贵了。近年来在重新估价孔丘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时,不少同志又开始积极推崇“举一反三”了。有的说:“当学生不能作到举一     

释甲骨文春夏秋冬——商代必知四季说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二编《奴隶社会》第二章《奴隶社会的发展——商代》第三节《社会生产和文化发达》:“商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每年分为春、秋,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闰月置于年末,称十三月。”(P.201)书中另一处则说:“农业奴隶一年四季都没有空闲的时候。”(P.189)商代一年只分春秋两季,还是一年四季,没有说得很明白,看来这还是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它对正确估价商代的生产力发展和文化水平,是有密切关系和难以回避的问题。主张商代已知四季说的,有著名的甲骨学者董作宾,他曾耗费十年心血完成《殷历谱》一     

释甲骨文春夏秋冬——商代必知四季说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二编《奴隶社会》第二章《奴隶社会的发展——商代》第三节《社会生产和文化发达》:“商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每年分为春、秋,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闰月置于年末,称十三月。”(P.201)书中另一处则说:“农业奴隶一年四季都没有空闲的时候。”(P.189)商代一年只分春秋两季,还是一年四季,没有说得很明白,看来这还是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它对正确估价商代的生产力发展和文化水平,是有密切关系和难以回避的问题。     

王世贞才思格调说辨析

王世贞《艺苑卮言》提出的“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一命题中，“才”包含狭义的才华、广义的才能二义。“思”从一个角度看包含情思、思力二义，从另一角度看包含自然思致和苦思二义。“调”包含声调、情调二义。”格”从学习古人作品角度看是规范之意，从生成意义上看是特点之意。由于这四个范畴的复杂性，这一命题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这一命题是王世贞．对文学(文章)创作的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一些基本的文学观念。     

略说古汉语的词义辨析

古代汉语同现代汉语比较,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这说明语言有继承性,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数千年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作为     

傅山“古拙”说辨析

古拙是傅山美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贯穿了他论文、论诗、论书和论画各个领域。在傅山的文艺观念中,古拙指的是不事安排、不事修饰、情感真挚、境界自然之美。傅山对古拙的强调,不仅是其自觉的美学追求,更是其人格精神的自然升华。     

“文化侵略”说辨析

本文质疑、辨析了文化侵略论,肯定了西方近代在华文化活动的价值,文章的基本观点是:试图厘清文化侵略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并与是否存在思想文化之互动联在一起.近代西方在华的基督教文化活动不存在强制个人接受的问题,因此不属于文化侵略.真正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是与文化专制、文化强权连在一起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不过是将文化专制推广到异国而已,没有文化专制,就没有文化侵略与文化殖民.     

张载“性”说辨析

本文通过对张载“性”说的辨析，揭示了“性”范畴的基本含义，“性”说的内矛盾：即宇宙“气”本论的“性即天道”的“性”和人类学“性”本论的“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外在地表现为守宙“气”本论和人类学“性”本论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二程的“理”本论中得以克服，所以，关学“洛学化”并非偶然，实属必然。     

“哲学贫困说”辨析

“哲学贫困说”已为众多论者肯定与接受,“摆脱困境”、“繁荣哲学”已成为哲学界时髦的口号。在“救救哲学”的呼声日益强烈的背景下,思考一下哲学贫困与繁荣的问题,无论对哲学现状的认识,还是对21世纪哲学发展走向的把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与经济的繁荣相比,哲学显得寂寞、冷清,那倒是事实。然而,这不能说是哲学贫困的表现。哲学与经济学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毕竟有一般与特殊之区别。经济理论研究由于与现实经济生活的联系较直接,理论表现形式较直观,功能发挥较明显,因而呈现丰富多彩的画面。从经济活动,经济利…     

宋献策被俘不屈遇害说辨析

宋献策是李自成农民军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谈迁《国榷》卷100、彭孙贻《流寇志》卷9等都载: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大顺时,以宋献策为军师。《国榷》卷102记崇祯十七年七月事又云:“是月,李自成大封贼党,开国大军师宋献策□□侯。”(中华书局标点本,页6134) 关于宋献策的下落,清初几种专门记述明末农民起义的史书里,没有明确记载。在近人的有关撰著里,目前流行的一种说法,说他是被清军俘虏后不屈遇害的。     

沈德潜与“格调”说辨析

尽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沈德潜诗歌思想常常被不言而喻地定位为“格调”说,但从其对自己诗歌思想的描述,对“格”、“调”,以及“格调”等概念的使用,对诗歌“复古”“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所谓其言有物也”,而非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强调,以及对明诗的价值判断等方面看,沈德潜与“格调”说实有巨大差异。沈德潜对明诗,对明代的“格调”,所持乃反思态度,而非一脉相承。     

“理论准备不足”说辨析

长时期来,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存在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中共成立时和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准备是不足的.这里所谓理论准备不足,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备不足.其依据是: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很短,中国不存在象欧美各国那样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时期,中共从少数成员接触马克思主义到建党,时间很急促,没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深入的学理研究,而在党成立后,又因投入紧张的革命实际斗争中,这种状况也未能改变.因此从党的建设来说,其理论准备是不足     

陈寅恪“预流”说辨析

陈寅恪的预流说是在西方汉学的直接诱导下形成的。陈氏以西方汉学为标尺,将寄身于西方汉学的敦煌学奉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预流说固然指示了学术演进的某种法则或通例,但在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上,却也不免片面和失察之处。敦煌学虽蔚为一时之显学,但就整个世界汉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并不足以代表时代学术新潮。1930年代以后,陈寅恪本人已对预流说有所匡正和超越,今人也不宜过分拘泥其说。     

学人之诗与肌理说辨析

清代诗学家翁方纲倡肌理说,又倡"学人之诗",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其实,"学人之诗"指涉的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肌理说指涉的是诗艺。翁方纲本人以数以千计的题跋考据诗实践了自己所提倡的"学人之诗",他却不具备足够才力为悬格极高的肌理说提供样本。     

元代文坛延祐极盛说辨析

清人顾嗣立提出元代诗坛延祐极盛说,对后世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除了诗歌之外,散曲、杂剧等新兴文学样式,也在延祜年间发生了变化,均表现出崇尚雅正的倾向.文坛这种趋于整饬的局面,与理学思想借助科举恢复而定于一尊密切相关,当时人即已提出批评.判定延祐年间为元文坛风貌转变期是恰当的,若以之为文坛极盛,则忽视了文学的多样化特征,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