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宣传队:儿童剧团与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以上海孩子剧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服务于战时教育与社会动员的儿童剧团应运而生,其中以活跃在国统区的上海孩子剧团与远赴东南亚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最具代表性。从儿童剧团的组织到儿童剧场的开拓,均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同时伴随着抗战不同阶段情势的变奏,创造出儿童投身民众动员的新局面,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国共政争的隐秘因素、海外华侨的乡土情谊和爱国援助,无不关涉到儿童剧团的生存境遇。儿童演剧与抗战救亡相结合的独特路径,成为理解战时中国儿童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维度。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民主思想的演进:从戊戌到“五四”

“五四”一代人对民主的认识相对于其２０年前的戊戌一代,有许多发展和进步,如：将民主、自由从救亡途径、富强工具中离析出来,而赋予它以独立的价值;从更多地承继传统到主要渊源于西学;对民主内涵的理解由政治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从注重上层寻求政治改革的动力到强调民众的自觉与参与：从德谟克拉西到无产阶级专政,并强调建设更高“程级”的民主。     

论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实践性品格

应用对实践具有浓厚兴趣就像理论对思辨充满兴味一样.背负沉重的启蒙与救亡使命,中国现代小说批评操持实用主义立场,其价值尺度的选择与确定因此全部指向现实实践:同时面向启蒙的现实、救亡的现实、小说现代性生成的现实,随之展开了它启蒙的文化实践;救亡的政治斗争实践;发展小说自身特性的文学实践;逐步建立了现代小说批评实践性品格.     

百年中国电影歌曲的协奏乐章

电影歌曲是百年中国电影绽放的一朵艺术奇葩。作为救亡战斗之歌,电影歌曲震撼中华,鼓舞全国民众;作为艺术流行之歌,电影歌曲成为人见人爱的抒情乐章;作为文化传承之歌,电影歌曲的品位、格调、精神皆是一流的。如何再创中国电影歌曲之华美乐章,是必须正视和面对的。     

鲁迅“启蒙文论”的政治纠结

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文论是在救亡的逼迫下产生的,它既承担着立人的目标,又肩负起救亡的政治任务,由此形成启蒙文论的政治纠结,表现为:文学功能的纠结、创作主体的纠结、革命文学评价上的纠结,难免启蒙路线与政治担当的两难抉择,不能完整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与超越性.     

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五四"之前中国边疆意识之觉醒,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五四运动"。"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     

朝花夕拾——记一个冲破“孤岛”沉寂的文艺刊物

“四行弧军”英勇顽强的枪声停止以后,上海便成为“孤岛”了。这“岛”,指的是苏州河以南,英、法租界所在地,它的周围都是沦陷区,犹如一片汪洋。据郑西谛先生在《暮影笼罩一切》里记载:当时“文化界救亡协会”已成为分散的地下组织,《救亡日报》停刊,不少文化人向内地和香     

严复对近代中国“富强之本”的探索和启示

上个世纪的晚清中国,如火屋漏舟。同是为着救国救亡,求富求强,严复却与 那些企图仅靠学习西方“声光化电”等富强之术来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的人不同,与急于 将西方富强之政移植到中国以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的人也不同。他认为,要救国救亡,求 富求强,“端的在民”。这就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淘练力智德全面发展的真国 民。力、智、德三者具备的真国民才是一国富强之本。     

关于五四运动意义的文化分析

从历史的表象看，五四运动无疑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因此，认为五四运动仅仅是为了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或者仅仅是诉诸人的解放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涵盖历史本身。当然，说五四运动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并不意味着这两重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对等的地位，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历史的主题。从文化系统的实际状况和历史条件看，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启蒙是服务和服从于救亡的。因此，在五四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说虽然全面反映了五四运动的两重意义，但把二者并列对等起来是不甚妥当的。本文认为，可以把五四…     

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抗战时期小说的叙事生态——以七月派小说为例

抗战爆发使新文学叙事迅速实现着由启蒙向救亡的转型,七月派小说坚持启蒙与救亡并重的写作姿态在救亡成为显性话题的特定时代语境下时常陷入顾此失彼的叙事困境.这种困境恰巧显现出了七月派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既置身于文学主流又反拨主流偏向、既听命于时代又执著于个人的悖论情境.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     

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东北籍救亡群体在西北抗日救亡活动中的历史作用

西北时期的救亡活动是全国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籍救亡群体为西北杭日救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与重要领导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不仅使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西北实现三位一体的大联合、促使张学良采取扣蒋行动,而且在西安事变后,支持与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其历史作用不可磨灭.     

传统儒家礼仪教育与民众生活价值的自我实现

传统儒家所论礼,强调其作为提升引导民众生活质量的行为价值原则的意义,而不是固着于条文细则等外在形式.礼仪是称情而立文,它直接关联民众的情感生活,是一种最普遍化的生活形式,它对民众生活具有直接的人文价值教化意义.礼仪教育重在引导民众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自我实现和超越,个人的道德价值是不断在当下情感生活中敞开的通性,它源于孝悌血缘亲情,并有道德的升华,因而具有普遍性意义.     

论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文化救亡运动的高涨及其特点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战的胜利,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新疆400万各族人民也发扬了爱国救亡的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重大贡献。新疆抗日文化救亡运动就是中华民族抗日历史画卷中的光辉一页。它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和组织下,以它革命的内容,清新的格调,活泼的形式,     

抗战时期夏衍在桂林的办报活动研究

抗战时期,夏衍奉命主持桂林版的《救亡日报》工作,成效卓著：使停刊两个多月的《救亡日报》在桂林得以复刊;开创性地采用多元化的办报经营方式;对旧有版面加以革新,提升报纸的质量;充分利用办报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做好统战宣传等工作。     

启蒙、救灾、救亡、新生的多重变奏——现代黄河诗歌的嬗变特征与文学文化价值研究

现代黄河诗歌是现代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构型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表征中华民族心理与精神的现代流变。现代黄河诗歌创作呈现救灾、启蒙、救亡与新生多重主题,其发展经历了阶段性嬗变：全面抗战前的救灾哀歌,引起启蒙怆痛与救亡焦虑;全面抗战时期的救亡战歌,振奋救灾热情并拓展启蒙内涵;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生欢歌,促使救灾、启蒙与救亡话语合流。现代黄河诗歌追求民族性与现代性融通,将黄河塑造为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国运之河与希望之河。现代黄河诗歌作为提升民族自信力的文学实践,启示我们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文化自信。     

民族危机下的救亡团体:新中国建设学会述论

新中国建设学会是九一八事变后,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成立的文化救亡团体。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联盟,该团体有完备的组织机构,秉着求实精神,探求实现民族复兴的途径,是活跃在"九一八"后抗日救亡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努力的缩影。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