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

包公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清官代表,包公故事也是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演绎的资源。关于包公的故事有两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即明万历年间的《龙图公案》和清光绪年间的《三侠五义》。研究者一般认为从《龙图公案》到《三侠五义》,包公的形象经历了从“清官”到“忠臣”的演变。其实两部作品对包公形象塑造的不同之处不能仅仅只定位于“清官———忠臣”,由“神化”到“人化”更能准确地表述包公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演变过程。     

元杂剧包公戏中的清官文化

在《玎玎珰珰盆儿鬼》这部戏里,包待制在自我介绍时的＂法正天心顺,伦清世俗淳。笔题忠孝子,剑斩不平人＂道出了一位清正廉明、执法不阿的清官的心声。元杂剧包公戏所表现的清官文化主要是借塑造包公这个清官形象反映出来的。包公这个清官形象从产生到发展,直到元代成熟定型的一系列过程,以及元杂剧包公戏作家显露出的清官思想,这些都呈现阶段性特点而且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元杂剧包公戏中的清官形象,是剧作家们清官思想的体现,是借古喻今,彰显社会现实的利器。其表现出的清官文化更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和意义,值得我们重点探究。     

依托教材重视习作起步阶段的联想能力训练

《语文课程标准》在"实施建议"部分中强调"激发学生展开想象和幻想,鼓励写想象中的事物。"目前我国中小学作文教学中存在着片面强调写真人真事的弊端,抑制了学生创造想象能力的发展。著名作家王愿     

美丑善恶多面的《金瓶梅》人物

通过对《金瓶梅》主要人物的深入剖析，从而揭示了《金瓶梅》人物的鲜明而各具特色的形象。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崭新的，其性格的美丑善恶也是多元化的。由表层形象到深层意识多方面的开掘，塑造出了人物形象的多重性格，使古典小说的面貌为之一新。     

《水浒传》的人物描写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里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它把一百八人的性格都写出来了。”这话虽有点夸张,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水浒传》的确是一部写人物写得较好的小说。《水浒传》人物为什么写得好?据《七修类稿》说,是施耐庵先把一百八个好汉的象,请人画出来,他每天对着画象揣摹,想象出他们的声音笑貌,据以来写的缘故。这话是不确实的。大概是从周密     

古典小说结构的精深剖析——评朱迪光教授的《信仰·母题·叙事》

朱迪光教授的《信仰·母题·叙事》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是中国古典小说新探索丛书中的代表性著作。论著分为三部分，在对信仰的渊源、母题的产生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探索了二者对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可以说，该书立论新颖独到，在论述中时见匠心。就笔者所见，其成就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法藏敦煌藏文佛典《百拜祈愿文》研究——兼论佛教初传吐蕃的传说

《百拜祈愿文》在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多有保存,而且这些写本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两类。敦煌写本和收入《甘珠尔》中的《百拜满愿文》相比,敦煌写本P．T98V号与《甘珠尔》本最为接近,敦煌P．T22号写本类未传至后世。从内容和结构看,《百拜祈愿文》应属于祈愿类佛教文献,而传统的藏文佛典目录中将其列为佛经。藏文史书中有关《百拜祈愿文》的传说尚无佐证,应是后世的虚构。     

包公也断“葫芦案”——法治视野下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作为中国古代清官形象代表,包公是完美无缺的正义化身,在中国司法文化中,包公早已被神化.然而,如果以元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为样本,在现代法治视野下评判包公,我们会发现不仅《红楼梦》中的贾雨村这位葫芦僧会判葫芦案,身为清官的包公也同样封建迷信十足,他为了所谓的结果正义,在断案中有罪推定,并不惜刑讯逼供,最终导演一场包庇凶犯、枉法裁判的葫芦案.中国司法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清官情节,但司法公正并不仰仗清官,其根植于法治而非人治.     

十三行及行商的文学形象研究——以《红楼梦》《蜃楼志》《开洋》为例

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成绩斐然,本文从古典小说《红楼梦》、《蜃楼志》及当代小说《开洋》入手,试图发掘十三行及其行商在古今小说中的文学形象,以期待为十三行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及材料。     

成功与不足——读《黄黄的一生》[2]

沈虎根的新作《黄黄的一生》标为动物小说,似觉值得研究。以动物为描述对象的小说,按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写动物与人的纠葛关系,并以此来反映人的命运遭际的小说,如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契诃夫的《卡希旦卡》便是;还有一类是完全写动物之间的纠葛,即它们的群体生活,它们的友谊、仇恨或生存斗争,并以此来曲折地反映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小说,作家笔下的动物世界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形象模拟,如蔺瑾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女性形象的政治化伦理论化及其原因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可谓寥若晨星,然而,正如同书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一样,这些为数不多的女性人物,却也带有浓厚的政治化、伦理化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二是伦理思想的载体,三是出类拨萃的女中丈夫。当然,也有的女性,兼有上述两类或三类的特点。     

试论古典小说中的“犯笔”

“犯笔”是我国古典小说创作中一种常见的技法，也屡屡被一些评论家们所提及。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略点几则于后……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正是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有略犯法，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也有类似的见解：“《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     

谈《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公共关系

《三国演义》是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名著，其中描写了许多公共关系的实践活动。这些发生在政治、军事、外交中的古代公共关系活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作者：王建平，讲师，河南大学文学院党总支办公室主任，邮编４７５００１《三国演义》作为...     

《红楼梦》和《堂吉诃德》中的两对理想僧侣比较

《红楼梦》塑造了一对僧侣——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堂吉诃德》也描写了一对僧侣——贝罗·贝瑞斯神父和教会低级神职人员参逊·加尔拉斯果学士。中西古典小说中的这两对僧侣的形象及其在各自作品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十分相似,又各具特点,将之加以比较,以便研究文学的宗教形象和社会、作家宗教思想之间的关系,并认识文学与宗教的相互作用以及中西方差异。     

畸形社会中的抗争与呐喊──小说《虾球传》主人公形象论析

畸形社会中的抗争与呐喊──小说《虾球传》主人公形象论析徐冲长篇小说《虾球传》１９４７年底发表于香港《华商报》，作者黄谷柳原计划写四部，即《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山长水远》、《日月重光》。第四部作者未写，即已成为“未完成的杰作”，①立刻引起强烈的...     

论朝鲜古典小说中的檀君神话母题

《檀君神话》中的天降母题和熊女母题,作为神话的遗传基因,在后世的小说作品中得到了重新整合,以更加饱满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具体而言,率领民众建立理想国的洪吉童、神仙文昌星投胎转世的杨昌曲、风流学士杨少游等朝鲜古典小说中的典型形象与桓雄和檀君的形象存在着很多相似性;而谢贞玉、春香、沈清等被朝鲜民族世代歌颂的女性形象则与熊女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朝鲜古典小说有意无意地把传统的神话母题融入进来,借以艺术加工再现了神话的永恒魅力。     

《木兰诗》之谜

《木兰诗》极其有名。只是木兰其人其事是真是假,诗歌是什么时侯、什么人写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提出了不少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北朝后期写成,记录与契丹之间的战事;一是唐朝写成,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结合平阳公主等形象组合而成。二者争持不下,其焦点在于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五《横吹曲》前的一段话:“《古今乐录》云:‘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韦元甫续附入’。”韦     

明末清初世情小说妇女形象的演化──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世情小说妇女形象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明末清初大量出现的世情小说是联系这二者的重要环节，其妇女形象也经历了一个由写貌到写才、由写欲到写情、由写理想到写才女的悲剧的演变过程。     

普希金诗歌中的《圣经》题材

普希金的《圣经》题材诗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展性拟作，如先知诗人题材系列；另一类是讽刺性拟作，如叙事诗《加百列颂》。前者借用《圣经》题材和《圣经》中的形象，使他的诗歌变得更简洁、更形象、更富于寓意、更富于表现力；后者对《圣经》中的“报喜受胎”故事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具有强烈的讽刺色彩。普希金对《圣经》的态度是一个艺术家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宗教徒的态度，但就他的整个创作而言，却渗透着基督教精神，这是不应该忽视的。     

《金瓶梅》女性形象解读

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突破了古代小说以男性形象描写为主的倾向,以中国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为背景,描写了城市生活中的女性世界,塑造了典型丰满的女性形象,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在女性形象的关注上,体现了作者创作意识的改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性化特征,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