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

顾颉刚"层累说"不仅带给中国古史学"革命性"的转化,而且对其未来的发展有着极为广泛深远的积极影响."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从广度上来看,涉及到史学观念、治学态度和理念、治史方法和取向等诸多层面;从深度上来看,无论是该学说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受其潜移默化之影响.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顾颉刚与徐旭生的交谊与学术歧见考述

20世纪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和徐旭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共同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参与禹贡学会。他们还分别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史学和考古方面的负责者,共同促进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发展。后顾徐二人因人事纠纷关系破裂,由交好转向彻底交恶。顾颉刚与徐旭生的学术观点异趣,从侧面反映了两位学者对古史学术观点的不一致。二人的交往是民国时期学者生态的一个面向,他们的学术歧见凸显了民国学术发展的多面性。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 ,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受到各国中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但是 ,长期以来 ,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 ,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发展。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

顾颉刚、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两人的交往、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评价等方面来看,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是深远的,顾颉刚一生都在学习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在其晚期的文章中甚至透着"二重证据法"的影子。     

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

顾颉刚是民国时期边政学潮流中一位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他本是个有着学问嗜好的古史研究者,倡导并参与边政研究,既有其学术旨趣转移和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前途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家时局变迁及个人境遇改变的外在动因。他对边政研究的倡导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学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即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必然是未来的目标,这是顾颉刚倡导和参与边政研究的主要动力。     

抗战时期顾颉刚与钱穆学术理念的离合

抗战时期,学人群聚西南,身历目睹民族危机的深重,学人们大都努力将自身所学与时代需要相结合,由于学术理念的相异,同归殊途的分化在所难免。顾颉刚与钱穆,本着抗战前相近的学术理念与治学领域相聚成都,共同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然而由于各自治学重心的偏转,两人在通史编撰的理念、历史教育的目的以及治学门径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因此合作也相当有限。两人学术理念的离合是与时代环境的变幻息息相关的。     

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     

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历史——再论伏尔泰史学思想

本文试图通过对伏尔泰历史著作的分析,来探讨他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建构。伏尔泰的理想是将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描述,这个整体服从理性的最高法则。但是在对这种法则的探寻中,伏尔泰同时意识到了人类的非理性力量,尽管他没有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对这种非普遍的、偶然而非理性事件的记录,从而建构了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普遍史,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启蒙运动僵硬的机械因果法则,也为历史学研究引入了新鲜的工具、材料和观念。     

顾颉刚与辛树帜的学术交谊

顾颉刚和辛树帜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乃至教育史上都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人。他们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生物学家。在初建兰州大学时,二人亲密合作,埙篪相应。在学术上,他们也互相切磋和砥砺,共同研究《尚书.禹贡》篇,推进了《尚书》学的研究。他们的学术交往和个人情谊,反映了大学崇敬学术、大学校长与大学教授之间平等互敬的大学理念,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内容的光彩篇章。     

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符号学全球化和跨文化符号学的认识论意义——朝向人类理论实践的一个全球新启蒙时代

一般符号学可被视为学术知识的再组织者,也可视为对以下三个文化区域内人文学话语进行再调整的总观点、总展望:即西方传统,非西方传统,以及全球跨文化学术领域。此观点不基于现行符号学职业实况,而是基于如何最好地利用符号学名称来最好地推进人文科学的进展,因此跨文化的或国际性的符号学,将参照人文科学全体的演变情境加以定位。为此,符号学首先应对导致学科分隔过严的现行全球人文科学制度进行检讨。这是今日理论符号学的主要任务所在。任何按照学科制度组织的知识成果,当然都是主要的知识来源,但这些知识结论多相关于具体学科结构的前提条件和运作框架;换言之,学科成果的运用价值,也是受到此学科结构性条件的限制的。如果将按学科本位产生的结论超越其学科制度条件加以扩大运用,就不免会引生不当结论。而这正是今日人文科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符号学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比较的和跨学科的研究来重新检讨学科中心主义带来的认知限制。换言之,符号学有助于通过分析的和综合的方式来解剖和重估学科制度内的学术产品。本文作者认为,人类面临着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一种科学启蒙时代的必要性。而符号学,在象征的意义上,正被“要求”领导此全球化学术的运动。②存在有两类不同的知识概念:知识内容和对知识内容的使用。如果说一般科学学科关系于前者,那么一般符号学就关系于后者。     

顾颉刚先生对中国神话学的巨大贡献

顾颉刚先生除史学研究贡献外，也是神话学研究方面的 拓荒者。他对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构建，对中国古代神话系统的独特把握，对神话本质特征 的深刻揭示，以及在肯定神话历史化、揭示神话的演变和流传过程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成 就。     

历史的观念与观念的历史——顾颉刚古史论的理念与方法

顾颉刚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现代史学家的典范,他那极具创见的古史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洞见。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最弥足珍贵的历史理念,即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是靠不住的。他那“观念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具有极重大的学术价值。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顾颉刚与费孝通是中国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两座学术高峰,但关于二人之间关系,惜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笔者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入手,基于《顾颉刚日记》对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的记载,考察二人关系,试图以“人生史”的视角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通过梳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费孝通与顾颉刚私下交往的记载,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现场,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面临民族危难,顾颉刚深感急需凝聚国民精神以共赴国难,时势驱使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土家国情怀。面对复杂时势,费孝通也选择以国家情怀为上。此次论争很可能是二人默契配合的结果,也即一种基于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堪为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早期思考之一,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初的身影,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