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演变（1945—1949）

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扶蒋抗日转向扶蒋反共.扶蒋反共政策经历了"扶蒋压共"、"扶蒋反共"和"等待尘埃落定"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探究美国对华政策这一历史演变的踪迹,不仅有助于总结美中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而且对于理解美中关系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走向大有裨益,同时也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当今美国全球战略的实质.     

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制定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最终援助失败。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的失败,是美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确定其外交政策的冷战思维的失败。     

国外学界战后初期日本民族主义论研究综述

通过对日本与英美学界针对日本战后初期民族主义论已有研究成果(公刊)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已有研究的分析框架各有所长,论点丰富多样,然而缺少细致的文本分析与对思想家的内在理解.已有研究主要都是将民族主义论放在主体论、美学论、战争体验论、国民—民族对立论等更为宏观的构架内加以探讨,因此民族主义论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掘.     

战后初期及50年代美国与西欧联合的关系

战后初期 ,美国出于大西洋联盟战略的需要 ,形成了支持和推动西欧联合的政策 ,并在推行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过程中付诸实施。 5 0年代前半期 ,美国为了加快复兴德国 ,仍然极力推动和支持舒曼计划。但到 5 0年代后半期 ,由于对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些经济政策的担忧 ,美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已是一种审慎的支持态度。     

战后初期日本共产党的兴衰与“和平革命论”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思想犯、政治犯开始获得释放,日本共产党重新成为合法政党,开启了革命的新篇章。但是日共领导人并未审时度势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路线,以野坂参三为首的一批领导者忽略了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危险性,采取了和平革命论等一系列错误方针。分析了野坂参三的和平革命论路线与战后日本共产党由盛转衰的关系。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述论

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的出发点是惩罚日本侵略,使之不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为此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努力使之付诸实施,某种程度上体现出顺应历史潮流、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色彩,应该予以肯定。但不久,由于自身地位的变化,社会基础的削弱,为保住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和法统地位妥协、退让,最后放弃对日处置政策,出卖中华民族利益,虽然有其受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制约的因素,但其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不仅对中国、日本,而且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都产生重大影响。     

战后初期美苏在日本问题上的斗争

战后初期,美苏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围绕如何处置战败的日本问题进行了尖锐对抗和激烈的斗争。美国试图单独占领日本,苏联力求扩大对日本本土的占领管理权,随着美苏关系的日益紧张,双方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对立冲突加剧。     

试析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战略与日本战争赔偿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战败的日本理应向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这不仅是对受害国的一种经济补偿,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应有的一种惩罚。事实上,日本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战后由于美国远东战略的变化,美国对日战争赔偿政策也随之改变,日本战争赔偿最终似是而非地解决。这不仅使日本逃脱了战争赔偿,而且也逃脱了发动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     

试论战后初期美国发展援助政策的实质

战后以来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援助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这一政策是在战后紧张的冷战形势下形成的。其实质是通过这种经济的手段拉拢发展中国家 ,引导其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从而达到遏制共产主义影响扩大的目的。这一研究对于理解和分析为什么美国自冷战形势缓和后减少发展援助有现实的意义     

战后初期香港教育危机及港英政府对策（1945—1955）

二战后初期,香港面临着严重的教育危机,战争的破坏使其停滞不前,而且自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教育资源的贫乏,学校、师资欠缺,适龄儿童失学问题严重,职业教育的相对滞后等,对此,港英政府制定出适宜的教育政策,缓解了失学问题,规范了香港教育,完善和发展了教育机制.     

国共两党关于抗日持久战思想之比较

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思想的比较,分析了国共两党在持久抗战的战略基点、核心内容、战略战术原则、战略阶段的划分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区别,从而反映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也导致了两个不同的抗战战场局面。     

中国共产党与湖南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一方面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回湖南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另一方面十分关注湖南战局的变化,对国民党政府坚持湖南抗战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先后派遣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到湖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中共湖南各地党组织积极参加和领导湖南人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建立抗日救亡团体,为坚持湖南抗战起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各地党组织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为湖南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红色区域所创造的革命业绩,有了一定的正确了解与认识,从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地位,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并且为海外华侨华人及世界各国人民以后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战场与苏联战场、太平洋战场相互支持格局的形成,从而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抗战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直接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有力地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论抗日战争始于江桥之战

1931年11月4日至11月19日,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率领黑龙江省爱国官兵,在江桥(今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江桥镇)奋起抗击日本军队的进攻,历经16天,毙伤日军1000多人。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队遭到的第一次重创。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救亡高潮的到来,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江桥抗战理应作为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开始的标志而载入史册。     

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历史考察

通过对抗战时期国共领导权的历史考察,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充分的政治领导权和在陕甘宁边区的全面领导权。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对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政治领导权意义随着抗战的深入而逐渐凸显,促使整个抗战领导权在国共两党间发生了明显的转移。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的历史经验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在山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山西特色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党能够利用这些合法组织,不断壮大抗日革命力量,争取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进步势力,开创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     

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在旷日持久的民族抗日战争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发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最广泛地动员了社会各界民众,铸成了民族抗战的血肉长城。艰难困苦,予汝于成,最终取得了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     

论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业绩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灵活运用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创造性发挥和阐释党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正确把握和驾驭党建战略思想,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为中国的民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