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新析

孔丘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它的上句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两句话都出自《论语·阳货》。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脉络关系的,但却常有人取“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作为孔丘认识论的先验论而加以批判。事实上,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他的教育实践是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个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因此,对“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这     

《论语》中的道德教育问题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他的语录集——《论语》一书,主要讨论的是道德教育问题,仔细研究起来,在今天仍有很重要的意义。 孔子很少谈到人性,所以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但他并非完全没有研究过人性,他曾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承认人性无所谓善恶,人性的不同是后天习染的结果,但他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这就自相矛盾了。不过他主要是从“习相远”的观点出发,即从人性的后天可塑性出发,建立了他的一套德育理论。 孔子的道德论中,“仁”是核心。《说文》:“仁,亲也。从人二”。段注;“会意,中庸日,仁者人也”。换句话说,“仁”表示人与人之间亲密相处的道德总原则。     

韓非《解老》、《喻老》篇新释

韩非是先秦一个进步思想家,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自然观也是唯物主义的。这在《解老》、《喻老》两篇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有人认为,《解老》《喻老》并非韩非所作。《韩非子》《五蠹》篇反对所谓“微妙之言”,《忠孝》篇反对所谓“恬淡之学”、“恍惚之言”。《老子》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可见《老子》的学说,正是“微妙之言”、“恍惚之言”。韩     

沙湖学术信息

人文学院彭忠德副教授《也说“民可使由之章”》一文（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６日理论版）根据《郭店楚墓竹简·遵德义》之“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对上句作出全新的解释。《遵德义》全文强调要用“礼、乐”等德去引导民众，因此，竹简此句标点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于是《泰伯》章“使由”句标点宜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则为：“孔子说：对于民众，应该用（礼乐之德）引导他们，不应该用（德）强制他们。”不久，彭忠德又发表《完整理解〈遵…     

批判“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

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是现代中国的孔老二。他鼓吹的“天才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孔老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翻版。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孔老二说的那种“生而知之”的“圣人”,也根本没有什么林彪说的那种“无师自通”的“天才”。唯物论的反映论告诉我们,     

试论孔子的辩证认识论

在孔子的评价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的认识论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其理由是孔子“鼓吹‘生而知之’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但如果对问题进行全面考察,就会使人疑问:假若孔子真的相信“生而知之”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那么他为什么还要主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一生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岂不成为多余?列宁指出,判断哲学家,“应当根据他们在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6—227页)我们认为,孔子在实践上所遵循的认识路线,是建立在自发的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认识论,而不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     

青兰——“上智下愚”的活标本

《三上桃峰》的主角青兰,是作者精心炮制的一个“理想人物”,是按照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的规格,刻画出来的艺术形象。请看第二场,青兰追马上桃峰,同桃峰大队社员二虎讲不上三句话,便不耐烦地说:“哎呀,和你讲不清楚,还是领我去找找你们干部吧。”第三场,杏岭大队群众为病马“议论纷纷”,青兰见了又厉声斥道:“大家干活去吧,这个问题我们干部研究解决”。好一个“干活去”!好一个“干部研究解决”!孔老二不是鼓吹“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吗?刘少奇不是诬蔑农民“散漫”、“保守”、“狭隘”、“落后”,离开他“就要糟糕”吗?还有林彪,不也     

谈《说文解字》的声训

声训在《说文解字》中(以下简称《说文》)所占的比例很大。黄侃先生说,《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他着重指明了声训的重要性:“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之纲领”;“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凡‘也’字上说解字与声音有关者,皆不可忽略。”因此,本文拟结合习见的古文句例和熟语,谈谈声训,特别是《说文》声训的体例问题。     

曹丕的“文气”说及其影响

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气”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应(王易)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     

论陶渊明的诗格与品格

陶诗出现在晋宋诗坛上,这似乎是个奇迹,历代诗评家们对此都赞叹不已。宋代真德秀说,陶诗在《诗经》、《楚辞》之后而“为诗之根本准则。”①明人许学夷说:“惟陶靖节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则自为一源也,然已兆唐体矣。”“已兆唐体”者,是说陶诗已开唐诗之醇味;“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自为一源”者,则是说他的五言诗不摹仿前人,有着自身的独创性。从文学史上看,任何诗人都不能脱离前辈作家所提供的艺术积累而进行创     

元儒程端学论《春秋》“小义”与“余义”简

元儒程端学除了对《春秋》“大义”进行了详尽的阐发之外,还提出了“小义”与“余义”的概念,他认为《春秋》“大义”可以兼说“小义”,“正义”兼说“余义”,而“小义”与“余义”则不可兼说“大义”与“正义”,另外,他还提出了处理“大义”与“小义”的态度。这就丰富了《春秋》之“义”的概念与内涵,在《春秋》学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归去来辞》结构谈

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是一篇脍炙人口,誉满古今的不朽之作。自唐宋以来,研析者,称美者,颇有名家硕士。如:北宋欧阳修就说:“晋无文章,惟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两晋并非没有文章,而欧公之意殆谓堪称妙文者,惟此而已。清代吴蔚文言之更为具体:“晋时如茂先、太冲、二陆、三张、两潘、景纯、束哲,虽称巨擘,然不免以博溺心,以文灭质,惟渊明之《归去来辞》,气体洒脱,千古不刊。”吴梯《巾箱拾羽》也说,“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迄至解放以来,各高校教     

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考古通说》 一、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 “文化”,既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又是一个近代引入的外来词汇。 早在先秦,“文”、“文化”等字样已屡见于各种典籍。《论语·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文”指道艺,即诗书礼乐之类;《论语·雍也》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谓,自然形态胜于人为形态的谓之“野”,     

也谈孔子的认识论

关于孔子的认识论问题,素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说是唯心的先验论,因孔子曾鼓吹过“生而知之”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一说是建立在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认识论,因孔子曾倡导过“学而知之”和“学而不厌”。双方各执一端。列宁说过,判断一个哲学家,“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6—227页)这就是说,评价一个哲学家,要从总体上,     

绝假纯真 笃实生辉——论李卓吾的文学观

“童心说”的实质是真实李卓吾“童心说”的提出,首先是一种文学观,是对文学现象、文学领域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焚书·卷三·童心说》)他认为只有具有童心的文学才是真文学。又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提出以“真情”求“真文”,意在“绝假纯真”,得出“真文”。可见“童心说”的实质是真实。而真实是文学与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对李商隐持否定的态度,把他看成有“毒”的“堕落的诗家”,嘲笑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过了一年,即1922年11月26日,他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 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他又极力推崇李商隐,把他与西方一流诗人济慈相提并论了。但21年以后,他在《诗与批评》一文里说:     

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宗传璧、周烽同志的《从“斯”字看<论语>》一文(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六期,以下简称“宗文”)根据段注《说文》等证据,认为“斯”字的本义当为“析”义,“斯”字作为“此”义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论语》“先王之道,斯为美”之“斯”应当是“分析”之义。宗文的这一见解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一、《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正如“岁”字许慎释为“木星”,并不等于上古“岁”字就没有“年岁”、“年成”之义,“叔”字许慎释为“拾也”并不等于上古     

新序校証

汉代之散文,首推《史》、《汉》,然刘向之《新序》、《说苑》,其在文学生中之地位,亦不容忽视。关于《新序》之政治意义与艺术价值,笔者曾著有《新序试论》一文(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三期),略加论述。惟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马总《意林》,《新序》原三十卷。据各类书所引,则其文在隋唐之世,已驳杂不纯(笔者对此另有考证),至北宋曾巩校书时,更巳散佚太半。故曾巩序云:“故臣既惜其不可见者,而校其可见者特详焉。”可知曾巩所校,实北宋残本,编为十卷,流传至今,曾氏之功,殊不可没。然十卷虽经曾氏详校,仍多纰谬。自清代迄今,如卢文弨昭之《群书拾补》、石光瑛之《新序     

对《古文错综句讲析二则》的异议

《南充师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了董清洁同志的《古文错综句讲析二则》一文,认为诸葛亮《出师表》“陟臧罚否,不宜异同”二句是“陟臧不宜异,罚否不宜同”的交错形式。意思是说“提升‘为忠善者’不可因人(有的是宫中的人,有的是相     

苏轼论“有所不为”的教育思想

苏轼在《应诏集、策别十二》中,提出了“敦教化”的主张.这种教育的体现,是人民的“有所不为”.自觉地乐于为善,对不义的事情不干.他说:天下之民,“其心安于为善,而忸泥于不义,是故有所不为.夫民知其有不为,则天下不可以敌,甲兵不可以威,利禄不可诱、可杀、可辱、可饥、可寒,而不可叛.”这样的国民,正像孟轲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而能够“见危授命,见利不忘义.”所以,国家的政权牢不可拔,推之不倒,外力压不翻,无敌于天下.反之,若“秦汉之世,其民见利而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