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尔炘的中西学术传统比较研究(三)

后期较高层次的明体达用阶段——融贯中西,确立“以理驭气”的理论体系 到了二十年代后期,经历过“空前世变”,“饱更忧患,目睹沧桑”的刘尔炘,深信列强瓜分世界之势难以遏止,“今后之太平,非一国所能独致”。针对这种时代背景,他感到自己的中西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到晚年应该有一个归结。醇儒哲学家“修、齐、治、平”的为学宗旨,不能不使他考虑将著作主题集中在世界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上。     

郭斌龢的文化理念

郭斌龢是“学衡派”的后起之秀,精通中西学术之源,完善的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和融合新旧的学识,使得他和《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精神一拍即合,并成为“学衡派”的主要力量。随后他又把自己的思想理念体现到大学教育之中。     

梁启超:“从域外反观国内”的比较研究思路

梁启超一生对中西学术文化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但始终是以文明的视角为出发点, 从域外反观国内来进行比较研究的。在日本时期,他认为文明进步的“总因”在于思想自由,批判中国学术缺乏自由传统;游历欧洲后,则提出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价值,并进而力倡中西化合,发展民族新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中国人的贡献。     

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的学术立场和基本模式

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应从“全球化”的基本前提和参照出发,将逻辑重心落在“地方化”之上,立足于保持本土新闻的个性、价值和谋求本土新闻的变革与发展来从事研究。与此相联系,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的基本模式包括:共通性研究、互补性研究、求异性研究和辨析性研究。基于上述学术立场和基本模式的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既能拓展中国新闻学的理论空间,又能为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原创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论刘尔炘的中西学术传统比较研究(二)

中期中层次的明体达用阶段——创造理学,顺应世界潮流的独立思考 (一) 刘尔炘立志进一步作中西学术传统比较与统一研究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华,袁世凯正式承认丧权辱国的日本“二十一条”之修正案。人类和平与祖国救亡问题成了仁人志士的沉重心事和当务之急。刘尔炘本来是一位“生平好关心天下大事”的学者,如今又立下了铸中西学术于一冶的志愿。在这种国际国内大动乱的环境岁月里,刘尔炘研究学问的心境自然充满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自然要从哲学上探索世界动乱的根源和人类前途的治道。他在日记中写道:“世界之人祸烈矣!非有顶天立地之人焉能为世界造福。集古今圣哲之大成者,其顶天立地之人乎?微斯人,吾谁与归?”将天下太平之望,首先寄托在建立大一统理论体系的大成圣哲身上,是典型的醇儒理想。刘尔炘这番话很象夫子自道。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整全性与精神性看近现代中国文论的源流

在当代“后理论”语境下,从文论的视角,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放在中西“精神谱系”或“学术源流”的脉络上来加以考察,可见前现代时期即中国近现代文论发轫期之精神谱系的整全性、精神性。《文史通义》对“道”之“三人居室”特性的解释与“道器合一”的整全性追求,对“史德”与“文德”相辉映的“纵横之辞”的回溯,对“易”“气”“理”“情”“性”等生生之精神的提炼与重振,为近现代中国文论史与学术精神史的续写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从封建王权到宪政王权：论孟广林教授的英国政治史书写

孟广林教授是我国知名学者,他厘清了中世纪英国王权的概念与理论模式,并以“封建王权”和“宪政王权”书写了中世纪英国政治史。孟广林洞察了王权与议会、法律、贵族以及中下层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申明了王权在中世纪英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破除了国内学界对辉格史学的迷思。这些进步的取得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学术对话以及中西比较。中国学界既要总结学界整体研究之发展,亦应凝练学者个人之探索,才能建设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学术。     

"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读王树人近著《回归原创之思》

我国著名哲学家王树人先生的近著《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简称《回归原创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积近20年心血之思想结晶。他本人借助在西方哲学领域的造诣,沉潜于中西比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当中,不断地探索、领悟和反思,而终于厚积薄发,作出了具有开创性和总结性的理论创获。王树人先生从事“象思维”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他早年曾师从我国哲学界老前辈贺麟、杨一之先生,专治西方哲学,他在黑格尔哲学研究领域更是国内公认的专家。在上世纪80年代赴德国访问讲学中,由于一个偶然机缘…     

从中西思维差异谈美学的研究态度

重“理论”与重“实用”表现了中西传统思维差异的一个方面,这一差异使中西学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对这一差异及其产生的结果的研究为美学发展应采取的学术态度提供了借鉴。     

"融和东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江西籍学人萧公权学术思想管窥

萧公权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位成就卓著的政治学家,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49年以前,萧公权开拓了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1949年以后在美国从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国乡村》是汉学界该领域中的奠基之作,关于康有为的研究更是集大成之作。萧公权的学术态度是“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坚持独立思考和客观研究,以严谨的学术研究来超越中西新旧之间的阻隔,可谓“融铸东西传统、贯通古今学识”的一代学人,代表了胡适之后现代中国学术的一个走向。     

同致而殊途：钱穆与胡适的两条通往现代之路

钱穆与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各自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之路。钱穆以绵延的文化传统为民族的“生命”,强调根植于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胡适则盛赞先秦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中古宗教的蒙昧成分,希望建立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后恢复理性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传统在钱、胡理论中分别是绵延与断裂的。钱穆又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倾向于在中西不同处建立“特殊性”认同,要求世界各民族之传统步入现代化后,仍能各美其美。胡适追求的“现代”则是西方殊相发展出来的共相,他认为世界文化有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倾向于建立“普遍性”认同。可以说,二氏的两条现代化道路所致为一,其途则殊。     

从中西比较中看“李约瑟问题”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了终其一生也未能给出完美答案的旷世之迷：＂李约瑟难题＂。本文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李约瑟问题＂予以尝试性的回答,包括科学革命结构在中西不同时期发展的历史命运;中西哲学之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古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以及宗教作为一种文明现象是如何渗透到科学精神中去的。     

思想、学术与社会：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边界与使命

中西传统学术概念与今日学术之界定是不同的。从“学术”含义而言，《说文解字》谓“学”与“教”通，“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广雅·释诂》则谓“学，效也。”《说文解字》释“术”曰：“邑中道也”，引申之义为门径、方法。可见，在传统语境中，中国古代学术具有通识教育的倾向，与西方古典学术概念类似。在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中，与学术相关的真理概念具有宗教、道德和认知的三重维度。     

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

在西学东渐的持续冲击与传统的日益变异崩解的清末民初是学术旧范式破裂和新范式孕生的 “关键时刻”。新学制的推行,政治与学术、致用与求真的区分,通才之学向专家之学的折转都为现代学术范式 的确立准备了机制和理念上的条件。代表清末民初两代学人并在新旧之间保持着必要张力”的章太炎、梁启超、 王国维等则为新旧转换过渡的关键人物在中西融合创新的前提下所确立起来的新的话语模式新的思维模式、 新的学术精神、新的学术方法则标志着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     

纪昀的学术批评风格

在中国学术批评史上,纪昀足可称为首屈一指的批评大师。他一方面“坐集千古之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中国传统批评方法加以集大成的综合运用;另一方面,以“儒者气象”的批评风格展示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文化精神。本文从“关切与理解”、“雍容与平和”两个主要的方面论述纪昀的批评风格,并揭示了这一风格的文化特征以及对当代学术批评的启示意义。     

从中西思维差异谈美学的研究态度

重“理论”与重“实用”体现了中西传统思维差异的一个方面,这一差异使中西学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同时也证实了理论学科强大的生命力。对这一差异及其产生的结果的研究为美学发展应采取的学术态度提供了借鉴。     

从中西哲学比较中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以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心

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是一部以"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形式来阐发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的代表作,并鲜明地显现了他的学术性格:立足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来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并进而于其中发现在中国思想世界引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生长点。他的这一工作主要围绕四个相关联的问题而展开:(一)中西哲学比较何以可能?(二)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呈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三)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昭显中国传统哲学的精义?(四)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揭示中国新哲学的生长点?     

思想史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争及其超越

<正>世界现代化进程历经500多年,始终绕不过“古今之辩”,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现代化进程又遭遇了“中西之争”。二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的核心议题。思想史研究作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1)),在分析层面与历史层面对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及其次序关系都给出了清晰的回应。在历史叙事层面,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处于晚清之后“古今之辩”的历史延长线上,据此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00多年来“中西之争”的学术脉络。     

中国文化出路与新儒家唐君毅

针对近世中华的文化危机，新儒家的领袖之一唐君毅营构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在他的中西文化观中涵盖着寻觅中国文化出路的思想，提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及中国文化的缺失问题等基本思想和观点。他认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根基，在这个前提下方可吸纳西方文化精神的实践理路，“纳方于圆”、“返本开新”。并以此为他的文化践履导向。然而他所要重创的中国文化的途径受制于“道统”、“政统’哟文化精神，必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