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合议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危机日益严峻,人开始反思自己曾经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得与失,于是出现了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其中,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关于“人类中心主义论”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论”的论争尤具代表性。从表面上看,二者观点似乎是对立的,其实,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二者的争论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二者的争论,促使人类理性地进行自我定位,努力探寻并走向一种“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称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辨析

文章表述了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两大学派: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并分别介绍了两个学派的主要观点及不同流派;阐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要点,以及二者融合的趋势;认为二者的融合不仅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具有现实意义。     

建构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现代人面临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 ,把一个古老而严峻的问题重新摆在人们面前 ,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并由此引发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 ,随着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深化 ,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 ,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两种观点的精神实质 ,建构起一种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已成为拯救人类走出今天生态困境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也是研究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切入点。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法学的疑问

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法学之哲学基础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在逻辑上存在诸多缺陷,难以成立,也不具有可普遍实施的实践性。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非人类中心”法律实践。环境危机并非人类中心主义之过,“人类”是环境危机的最大受害者,环境法治需要发扬而不是摒弃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关于“自然的内在价值”的诘难与反诘难

自然内在价值理论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核心价值理论。从它被提出开始,便遭到多方诘难。自然是否真的具有内在价值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一个焦点。本文将诘难归结为四个方面,并从诘难与反诘难的阐述中突显两派之争的实质,阐明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内在困境在于其依然无法走出主客二分的窠臼。尽管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遇到困难,但其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论生态政治哲学的价值中心转移——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

20世纪60年代生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业已跃升为当代全球性的“人类困境”。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剧和环境保护运动不断发展．人们将生态环境纳入到伦理关系之中,生态政治哲学由此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焦点。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生态政治哲学“原野”转向的考察、梳理,主要介绍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三个流派的观点,并对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彼此之间的承接关系进行了分析,旨在进一步指出“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政治哲学观的合理性。     

和谐观视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本文从和谐观的角度，探讨了当前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两种基本立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转基因食品的环境伦理问题之我见?--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分析

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焦点在于,前者认为环境保护是对非人类存在物的间接保护,非人类存在物在人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而成为间接保护对象;而后者肯定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地位,认为环境保护就是保护非人类存在物。如今,转基因食品在其应用及推广上同样存在激烈的争议,本文从环境伦理学角度研究,通过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观点对转基因食品的发展进行深一层分析。     

“人类中心主义”辨析

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从人出发,而且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人出发来解决环境危机,较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是一大进步。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是不完善的,它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人坚持到底,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所以要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人出发,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伦理学、价值论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环境危机     

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

如何解决环境危机已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热点，本文认为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张扬了人的主体性，是产生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非人类中心主义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不能够彻底解决环境危机；“人类中心主义”削弱了人的主体性，也不能够彻底解决环境危机。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体现了人的类本性，是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     

对20世纪90年代“天人合一”问题争论的反思

工业文明繁荣的背后蕴藏着环境、生态危机,全球化带来新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整合,科学与人生观需要协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学人对"天人合一"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他们争论"天人合一"能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并在争论中逐渐深化了对"天人合一"的历史蕴涵的理解。他们的讨论并非无的放矢,而表现为对现实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怀,是中西文化之争在当代的延续,是科学与玄学论争在当代的重显。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存在基础及司法实践

相对于传统纠纷解决机制而言,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生态环境危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矛盾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时代背景,生态环境恶化而保护手段单一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制度需求,生态环境人权的保障与实现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权利哲学基础。从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特性、公众参与理论、司法能动等方面也可以找到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存在的正当理由。     

论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原理

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违背生态正义而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人们再次求教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人类第二次正义危机即劳动者不拥有基本生存资料的经济生态危机时代,它的主要理论是把人类从第二次正义危机中解救出来的理论。但是,一则由于这一历史任务遗留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和资本逻辑依然统治世界),二则由于马克思哲学构建的深广历史内涵触及人类学生态学的根底,从而它也能够解救人类面临的这第三次正义危机即生态危机。马克思生态思想与西方生态思想的不同,主要在于马克思首先从社会生态考虑问题。他直接间接提出了社会生态的四大生态原理:其一,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变换原理;其二,人与人的合理物质变换原理;其三,人自身的合理物质变换原理;其四,"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与健康发展原理。这四大原理是马克思社会生态思想的基石,它为从社会立场解救生态危机、开辟生态文明新时代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自然界,而在人类社会。     

论胡塞尔的科学理性批判及其科学观

胡塞尔对科学与理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反思,他把理性危机和哲学危机视为近代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胡塞尔不仅阐明了科学的本质、科学与理性的关系等科学哲学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让科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构想。胡塞尔对科学与理性的认识和理解为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和完善科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诗与哲学之争的现代嬗变

柏拉图作为哲学家对"诗"所施加的责难是"诗哲之争"的最初原点,在现代、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这一争论并没有自然获得消解,而是在不断的流变中脱离了最初的诗学和美学的狭隘命题的局限,衍生出各种新的形式和更加丰富的内容.列奥·施特劳斯从反思现代性危机的立场出发尊重哲学的最高合法性,而在玛莎·纳斯鲍姆看来诗同样具有哲学性的崇高目的.两位当代思想家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正是当代文化多元性的体现,争论所构成的交流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任何极端立场的产生.     

论文明理论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文明理论与中国的文明发展问题,历经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四个文明等发展到今日的生态文明并成为共识。文明的本质不能简单理解为改造自然的成果和进步状态,而应看做是对人的生存价值世界在生产和分配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衡量。这种合理性与合法性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平衡。传统文明作为人从自然界分离的产物,本身就具有非自然、反生态性,其极端发展导致了今日的生态危机。今日人类精神只有从类群伦理、国家伦理上升到世界伦理、生态伦理的高度上来,才能实施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生态文明的发展上来。     

西方社会关于生态文明的重叠共识

在西方"意义危机"与"生态危机"的现代性危机的约束条件下,在生态经济的先进基础上,形成了有关生态文明的一些"重叠共识":从文化哲学思潮的学理传统看,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性危机,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派实际上提出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世界观;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传统和政治思潮中,出现了"政治生态学"和绿色政治思潮,实际上阐释了后现代"生态文明"中的政治哲学;新兴治理理论蕴涵着一种崭新的后现代社会治理模式。     

隶德批判哲学之于生态危机的启蒙意义

接踵而至的生态危机向人类提出了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对待、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康德博大精深的批判哲学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理性、生态道德思想底蕴。在生态哲学的视野下,重新解析阐发康德的批判哲学,旨在深入挖掘和梳理其对生态危机的启蒙意义。     

俄罗斯生态末世论思想探析

与西方的生态哲学研究相比,俄罗斯生态哲学更凝神于末世论主题,呈现出独特的思维理路——强烈的理性色彩与宗教意识。俄罗斯生态末世论是全球化时代俄罗斯思想界对生态危机的积极回应,其中积淀了沉郁的末世情怀与救世精神,主要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罪与罚以及救赎世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