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帝国乡土服务中心”及其历史评价

＂帝国乡土服务中心＂是魏玛共和国＂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的决策、组织和实施机构,受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特殊的政治、社会局势的影响,＂帝国乡土服务中心＂的工作重点集中于重建德意志的国家主义和民族精神,而对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存在极大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纳粹的崛起,也成为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反思对象。     

完整再现契丹先民画卷——评历史小说“消失的草原帝国”系列

本文对新近出版的历史小说＂消失的草原帝国———契丹兴衰史＂系列,分别从填充文学史空白、虚实相生地观照契丹民族、结构上具史诗规模及在诗性与严肃的统一中生成审美元素等方面,进行了整体考察与阐释,由此肯定内蒙古文艺创作的新收获,也站在当下高度,为历史小说特别是草原帝国题材的创作,提供出新的可能空间。     

“太阳帝国”中的“生命星球”

太阳系是太阳的疆域,它宛若一个庞大的帝国,八大行星是它的＂行省＂,行星旁的卫星和分布于这个疆域中的大小天体是它的＂属国＂。它看上去仿佛是荒芜的,似乎只有地球充满生机,存在生命,然而现在,人们的观点改变了,尤其是近十年来,由于人们对太阳系中卫星的探测日益深入,人们发现,”太阳帝国”可能并非一片荒凉。     

从“因俗而治”到“五族共和”——中国民族治理模式的近代嬗变

辛亥革命使古老的大清帝国走向中华民国,中国民族政策也经历了由＂因俗而治＂到＂五族共和＂的历史性嬗变。回溯民族治理模式由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变迁,对于正确认识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耶律楚材与元代民族文化融合

耶律楚材是蒙元之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一生致力于促进蒙汉民族文化融合,主张以儒治国,革除旧法之弊端,为蒙元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建立赋税制度;建立＂王户丝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和驿站制度和＂任用文臣的常制＂;废除＂屠城＂旧制。耶律楚材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还大力倡导儒学,极力向蒙古统治者推荐儒士,保护众多的人才为蒙古统治者效力,使武力极盛的蒙古帝国大收文治之效。可以说耶律楚材是蒙元帝国封建制的伟大设计师,也是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杰出舵手。     

韩国导演李庸基的中国电影梦

徐克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徐克是李庸基来中国的＂引介人＂,这个中国传奇式大导演在拍摄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的时候,专门聘用了韩国的专业特技团队、调色团队,这两个团队的领头人,正是李庸基。     

论十九世纪末英俄矛盾对英国“光辉孤立”政策的影响

近代以来,英国依靠着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海上实力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霸主。由于其强大的国力,在外交上,英国实行着一条不与他国结盟的＂孤立＂政策。而欧洲另一强大帝国俄国也一直醉心于武力扩张。因此,双方在中东、近东、远东等地都有着尖锐矛盾。为了争夺这些地区的控制权,英俄双方的斗争非常激烈。起初,英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海军实力一直压制着俄国。但是进入19世纪末,随着英国国力的下降以及法俄同盟的缔结,英国在同俄国的斗争中逐渐处于下风,殖民地防务面临重大危机。为了保证其殖民地利益,英国不得不放弃其一度引以为豪的＂光辉孤立＂政策。本文拟从英俄矛盾的角度来探析英国＂光辉孤立＂政策的终结。     

现代中国少数族裔的文学书写

前现代时期的少数族裔文学处于自为状态,晚清以来,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它们被整合进＂中华民族＂的谱系之中,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少数族裔文学进而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统摄之下呈现出三种面目：一、在集体无意识的洪流中被时代的风潮挟裹、一体化,融入到启蒙话语的主旋律中;...     

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

把科举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一种误识。在中华帝国晚期,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通过科举,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和意识形态。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尽管在理论上科举大门向所有人开放,但事实上如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等因素,还是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科场之外,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被美化了。     

赵高 秦朝最后的疯狂

争霸中原550年的秦国、统一天下15年的秦帝国,是被谁推翻的？答案通常是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大家轻易不会想到,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同谋＂。他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络,但是他确实参与了这个重大的事件：结束短命的帝国。这个人就是赵高。     

《刽子手之歌》为谁而唱

在《刽子手之歌》中,诺曼.梅勒对写作技巧的不确定、写作内容的不确定和隐含的创作意向的表征,表明了他与沃尔夫冈.伊瑟尔在其读者批评理论中所提出的＂空白＂、＂否定＂和＂否定性＂这三个不确定性范畴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对否定性的探索,读者可以揭示出梅勒在对待盲从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以及犯罪和法律系统的对立方面的不确定性立场。一方面,梅勒清楚地知道死刑的公正性和重要性,并意图歌颂那些为加里宣判并执行死刑的刽子手们;另一方面,梅勒对加里作为一个智力超群的嬉皮士深表同情,对他的个人主义反抗精神深表赞赏,并意图为加里这个刽子手而放声歌唱。     

蒯因不确定性论题解读

蒯因（W．V．Quine）提出的不确定性论题是一个有关语言哲学的认识论命题,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内涵或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外延或指称的不确定性。通过探讨翻译不确定性的直接原因和隐性原因以及翻译不确定性与可译性和模糊性之间的关联性,可知蒯因不确定性论题对当代译界有一定的启示：翻译标准是多元的、模糊的,翻译过程是不确定的,翻译理论与策略是多变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看待翻译实践中的不确定因素和各种矛盾,并重新审视不同风格和水平的译作。     

语言适应论的本体论意蕴

语言适应论指出,适应性在语用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且与变异性、商讨性等概念在研究语言使用过程中具有本体论意义。变异性体现了语言使用的生成性;商讨性表征了选择的不确定性;适应性展开为语言使用的本质核心。语言适应论的本体论意蕴展现为：语言对人类生存贡献何以可能、适应性何以可能、意义生成何以可能等方面。     

哲学的转向：从旁观到参与——从杜威的角度看

在杜威看来，哲学与惊异、闲暇、静观无涉，哲学源于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生存困境，产生于对这种生存困境的一种积极应对，培植于永远向前的应对之中。哲学因此不能冷眼旁观这个充满变化的生活世界，不能妄图超越生活与生命，追求所谓认识主体与客观实在的符合即确定性的真理，哲学必须自觉地下降到人世间，关注并参与到有机体与周遭环境的连续的互动中，在互动中生存。     

论含混与不确定性

“含混”与“不确定性”同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批评术语，都指意义的难以确定性，二者都和语境有关，在方法上都采用关注语言细节的“细读法”。然而，由于它们分别隶属于新批评和后结构主义，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首先，产生含混的语境是饱和的、可穷尽的，而产生不确定性的语境则是非饱和的、不可穷尽的；其次，从含混到不确定性是批评重心从文本向读者的转向。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论执行依据不明的救济机制

如果执行机构据以执行的根据不具备明确、具体的要求,会导致执行活动无法进行。执行依据不明救济机制既要研究法院的处理机制问题,也要兼顾当事人的权利救济问题。对人民法院民事裁判不明,应构建复议与再审相结合的权利救济体系;对仲裁裁决不明,应当设置与判决不同的权利救济制度,将主文不明列入可撤销范畴。     

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看《墓畔哀歌》的三个译本

诗歌的内容本质上是诗歌文本的意义。但在解构主义的视角下,文本具有非自足性和无限开放性,文本的意义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断生成性,因此,译者的主体性被提了出来。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墓畔哀歌》的三个译本进行分析,在意义不确定的前提下,根据译文和原文的相似度进行评论的角度就有失偏颇。影响译文生成的因素是多样的,译者的主体性就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个。     

宋代“学田＂的几个来源

宋代“学田”的来源途径主要有：朝廷的赐予、各级官府的拨付与购置、民众乡绅的捐赠及书院创办者的自置。其中朝廷赐田、官府拨田及购田为官学学田的主要来源途径，而民众乡绅的捐赠及学校自置则为书院学田的主要来源方式。学田的出现，为宋代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新时期下全面推进党建工作的历史探索与思考

对中国而言,当今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世界格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新形势下,如何全面推进党建工作,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作者探索了新时期下全面推进党建工作中的重要因素。首先,重视思想建设。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全体党员形成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其次,加强组织建设。改善党的工作方式,提高执政能力。第三,加强作风建设。纯洁党的队伍,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早日全面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