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独立自主地管理本村事务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也是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它充分体现了群众自治、直接民主、普遍平等、基层自主等原则和特点。村民自治既是对社会主义自治理论的发展，又是对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创新，也是对中国村治传统的突破和超越。     

村民自治是建构农村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

广西宜州市合寨村率先开始的村民自治是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制度创新。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并迅速在全国推广起来。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诸多优越性。如果能够克服其目前所存在的制度缺失，使之臻于完善，那么将是建构农村和谐社会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供给。     

对村民委员会制度定位的若干思考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村民自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国村民自治的规范性文件对村民委员会的制度定位已经不能适应村民自治实践的需要.选取村民委员会制度定位这一视角,从村民委员会职责定位、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村民自治组织内部的关系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就村民委员会的制度定位提出几点建议.     

村民自治的宪政之维

村民自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乡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村民自治是一种区别于主权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乡村基层社会性自治,具有社会自治的宪政特性。村民的自治不是由外界授予的而是村民在法治之下的固有权利。在我国应当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宪法地位,使其真正成为我国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宪法中明确村民自治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和村民自治权的行使主体,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关于村民自治的宪法性法律——《村民自治法》或《基层自治法》。     

村民自治的溢出负效应及控制

村民自治的溢出负效应是指村民自治运行产生的对国家基层权力及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伤害,溢出负效应不是村民自治制度这一本质规定的产物,而是当前经济社会条件及村民自身素质不成熟造成的,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规范村民自治的合理运行.     

村民自治理论探析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基层民主宪政制度,它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农村的政治面貌,推动了整个国家民主化进程。文章通过阐释村民自治的内涵、村民自治法制的合理性以及对村民自治制度现状的简单归纳,力图为村民自治理论的研究抛砖引玉。     

中国村民自治的宪政思考

宪政与村民自治所具备的制度精神和制度原理一致，它们有着几乎相同的价值追求，有着近似一致的精神品格。中国的宪政建设不能忽视农村基层民主宪政，没有农村基层民主宪政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民主宪政化，村民自治自身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和宪政精神。中国村民自治的研究应当突破传统思维视角和研究进路，从宪政的角度对村民自治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揭示村民自治的宪政价值。     

宪政视野下村民自治的完善

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村民自治制度.但是宪法关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作为村民自治核心的村民自治权,在宪法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和保障,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更关系到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必然性的经济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的主体 ,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村民自治制度形成的原因很多 ,本文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 ,在成本—收益理论的框架下 ,从政府、村民、村民自治制度三个不同的层面出发 ,揭示出了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必然性的经济上的原因     

跨村联合议事:村民自治的新拓展——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的实践考察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草根民主,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但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问题重重。为推进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各地进行了多种制度创新。成都市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因土地产权的调整和村民的集中居住,村民议事会以及在此基础上组成的跨村联合议事会成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新载体,并以此拓展基层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本文正是以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跨村(社)联合议事会的运作为分析对象,阐释了这一制度创新的价值与问题。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治理视野下的高度自治权研究

高度自治权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核心要素,特别行政区制度是高度自治权的载体。高度自治权内涵的廓清,对于分析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我国国家管理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大国治理背景下,高度自治权可以经由治理视野加以理解。以高度自治权为核心的特别行政区治理,既是授权自治,又体现为一种新型的地方治理,法律治理与社会治理。     

自主程度治理指数构建与绩效关系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了公司治理系统逻辑关系框架。公司治理系统的逻辑起点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并且依次展开形成治理系统逻辑体系，这是首创的分析框架。个人具有自由意志，能够自由自主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相应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培养能力，凭借能力可以支配资源，能力和资源共同形成权力，权力支配利益形成权利，权利体系构成治理系统，并产生相应治理绩效。文章构建了自主程度治理指数。结合国内外指数构建方法，在构建公司治理系统逻辑关系框架基础上，确立指数构建的原理依据，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地位大小，首次构建了自主程度治理指数，用来衡量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自主程度，并分析自主程度高低与绩效之间关系，从而检验从逻辑关系框架推导出的结论是否符合现实。文章构建了权利关系量化分析新方法。能力支配资源形成权力，权力支配利益形成权利。而能力包含于人力资源中，人力资源加物质资源可代表权利，因而可以从"投入资源"衡量权利的形成。权利投入科层或市场之中获得控制权，因而可从"控制权的行使"衡量权利的实施。"获取的收益"代表权利实施的结果。综合而言，权利关系包括三部分：权利的形成、权利的实施、权利实施的结果。文章实证分析指标也是从这三个部分选取相应指标而测量权利关系的。文章实证分析了自主程度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首次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将自主程度分析与绩效分析联系起来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各利益相关者自主程度越高，公司治理绩效越好，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关联。文章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从个人相互作用角度分析公司治理系统。个人与个人相互作用，形成个人的整合体，公司治理中的个人整合体就是各个利益相关者，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构建指数，是从利益主体角度而不是普遍采用的机制角度构建指数，因为机制也是个人与个人相互作用形成的。自主程度指数是一种全新的指数，与国内外文献相关指数，比如合规指数等，意义不同。建立了权利关系量化分析新方法。自主程度治理指数通过权利大小来衡量，选取了权利指标的三个部分构成——投入的资源、控制权的行使、获取的收益，这是量化分析自主程度的关键一步。首次将自主程度分析与绩效分析联系起来，并且采用了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     

哈尔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与政策研究

乡村治理模式转型是哈尔滨市新农村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通过对哈尔滨市农村工作实际的研究,首先指出哈尔滨市乡村治理模式的现状及问题;其次分析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指出解决哈尔滨市乡村治理问题的根本措施是进行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并提出"乡政村治"向"乡政自治"转变和"乡政自治"向"乡村自治"转变的两步走战略,以及法律与政策保障问题。     

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我国进入到强国家时代,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不断增强,行政和自治关系发生变化。广东潮州Z镇通过重选村庄头雁、赋予制度空间、激活村干部治村动力,对村庄内生型自治结构进行改造,构建了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行政嵌套自治强调行政力量对自治力量的总体性控制,以及自治力量在总体性控制之下的自主空间。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嵌套自治通过任务包干制、压力释放术和策略批评法等工作机制进行责权分配和矛盾协调,呈现出乡村关系结构稳固和基层治理有效的特点。行政嵌套自治遵循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强调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和基层治理实际,是现代简约治理的典型实践形式。     

公共参与、社区自治与协商民主--对一个城市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分析

社区自治体现出中国城市治理体制变革的方向 ,它有赖于社区精英的有效治理、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拓展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本文通过对个案的解析 ,描述、解释了社区自治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 ,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实现政党、国家、社会的权力互强 ,是推动社区自治的一个必要选择。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教育民主化进程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实现因素

在我国教育民主化过程中,高校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是大势所趋。＂教育民主化＂与＂教授治校＂是形殊质同的统一体。教育民主化视野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外延是：教授治校是＂体＂,而非＂用＂;教授治校亦是教师治校或共同治校;治校的理想是学术自治,行政其中。教育民主化背景下＂教授治校＂的实现因素：学术法制化;学校构建以院系级决策为主体的权力体系;营造民主管理的文化氛围。     

董事性别结构多样化的法律规制

董事结构多样化日渐成为公司治理新焦点，其在质的一面可以提升公司治理质量，在量的一面可以增强公司业绩，也在私人层面践行性别平等之理念。但无意识性别歧视与行业限制、占优的董事男权与个人英雄治理文化、女性象征主义标签缠身、封闭的董事任免机制等因素都阻碍着女性进入董事会。同时，此问题的规制框架并非仅受公司法约束，在上市公司的维度，还受证券法、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规范的规制。故域外围绕着性别这一特殊要素，就改善董事会结构，打破董事会性别失衡，增加女性董事比例展开了一场软硬兼施的运动式改革。总体改革措施包括定额/配额制、多样性信息强制披露规则、遵守或解释的公司治理准则、企业自我约束、市场外部压力等。具体规制手段的选择受制于一国在政治传统、公司治理模式、商业文化、制度竞争的压力模型等方面所面临的差异化图景，故建立中国公司性别多元化的董事会规制理路不可简单模仿他国模式。为推动董事性别多元化，基于我国当下促成董事性别多样性的既有手段和现实效果，参照域外经验教训，配套细化《上市公司治理规则》第25条；制定以董事会多样性为内容的信息披露和“遵循或解释”的董事性别多样化规则；建立以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为对象的定...     

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

农村流动人口参与村民自治是实现村民自治"治理有效"的题中之义。基于浙江A县的"乡村钉钉"案例,对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数字化参与问题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主要是将参与场域由传统的物理空间转换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塑造的数字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在时空条件上对农村流动人口参与村民自治的限制,实现了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体缺场情形下参与村民自治目标。数字化参与的实现主要缘于治理逻辑、技术逻辑与数据逻辑的有机耦合。相较于传统参与方式,数字化参与具有多维特征和重要价值,但也具有适用事务类型有限、面临技术等各种风险及难以纳入全部参与主体的局限,未来应当厘清数字化参与方式的适用事务类型,规避数字化参与风险,妥善处理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衔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