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美国人物群的形成及其探析——由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谈起

作者对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旅欧美国人物群进行了一一的展示,分析并证实了亨利.詹姆斯本人的生活经历及教育背景对其作品和写作风格有着重大的影响,同时认为旅欧美国人物群在亨利.詹姆斯的跨国题材作品中的位置和意义非同一般。     

欧美文化冲突过程中的心理演变——由詹姆斯与他的《一位女士的画像》谈起

本文通过对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人物伊莎贝尔的心理描写和分析,指出其在欧美文化冲突过程大背景下的心理的演变过程。同时指出伊莎贝尔这个人物在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中的位置及意义。     

《梅西知道什么》中的现代主义特征探析

《梅西知道什么》是亨利·詹姆斯于创造生涯中后期完成的一部以儿童心理成长为题材的小说,由于这部小说是亨利·詹姆斯探索人物心理描绘的实验性作品,其写作风格较之以前的以现实主义为主的代表作有着明显的不一样.该小说曾被研究亨利·詹姆斯的学者看作是开启了其后期写作风格的转折之作.本文主要从作品的表现主题和创作技巧两个方面对《梅西知道什么》所体现的现代主义特征进行探究.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与亨利·詹姆斯的叙事策略

情节是叙事学的核心内容,亚里斯多德在其《诗学》中提出了逆转和认知的概念,认为逆转和认知是构成悲剧情节的重要部分。借助于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论文发现,詹姆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鸽翼》和《金碗》这三部代表著作中,均运用了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情节的逆转,并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人物的认知,说明詹姆斯在小说情节构建方面的叙事技巧。     

格奥尔格·卢卡奇物化理论视角下的《波士顿人》

运用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探讨了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中期作品《波士顿人》中的物化现象.研究发现,美国内战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传统意义上的亲情和友情被物化,这有助于了解美国内战后的社会精神面貌,对国内詹姆斯研究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后殖民语境中民族主义困境的反思——《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文化融合思想

采用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分析作品《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反映的作者亨利.詹姆斯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实质和局限性,重新阐释了作品中女主人公伊莎贝尔欧洲寻梦之旅的象征意义,挖掘作品人物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背后的真正原因。     

从《德莫福夫人》看亨利·詹姆斯的早期叙事风格

以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为指导,从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入手,对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早期作品《德莫福夫人》中初步形成的叙事风格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意识中心＂和＂时序倒错＂等技巧在作品中的应用,使故事情节更具吸引力,作品形式也更具独特性。     

20世纪初的耶稣受试——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视角解读《未完的故事》

《未完的故事》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著名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欧.亨利将《马太福音》中为人们所熟知的耶稣受试探的故事转移到了他所在的20世纪初,在这篇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中,出现了耶稣受试的各种原型人物,在情节上它也与圣经新约也有相似之处。欧.亨利也借此表达了对20世纪初人们对宗教态度的疑虑以及自己对基督教的复杂情感。借助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读者能更好地解读这篇短篇小说。     

论《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叙事空间

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一位女士的画像》不同于传统的叙事小说,作者采取描写人物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及其内心活动来代替传统小说中的顺时性、直线性叙述,从而体现出现代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空间化。通过探究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叙事空间的运用技巧,分析小说中的空间运用及其审美功能与叙事功能,进而探讨詹姆斯式叙事方式所具有的现代风格。借由空间在现代社会中占有的极大的重要性,来探寻处于变迁社会下的人们对自身处境的思索和应对方式。     

亨利·詹姆斯《金碗》中玛吉的平衡意识

在亨利·詹姆斯的著名小说《金碗》中,主要人物玛吉·韦维尔总是在一种平衡意识的支配下活动。她在人物关系中建立并维持一种平衡,以求达到力量对等,由此主导了小说情节发展。直到一个符合社会标准和人物期望的平衡关系形成,持久的幸福才得以实现。通过运用结构主义诗学分析人物关系中力量分布的变化,解密玛吉的平衡意识,从而挖掘文本之下潜藏的詹姆斯的平衡观。     

传承与发展——莎士比亚《李尔王》情节探究

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诗学》中有关戏剧情节的论述，分析了莎士比亚著名悲剧《李尔王》中双情节结构对《诗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所产生的独特的悲剧效果。     

叔本华和尼采对奥尼尔悲剧的影响

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他的悲剧思想对尤金·奥尼尔有着极大的影响,后者继承了前者的悲剧理论。尤金·奥尼尔对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反宗教思想以及他的悲剧理论也是推崇备至并深受影响。     

论情节在哈代悲剧小说中的重要性——以《同乡人》为例

在古希腊悲剧和哈代悲剧小说的比较研究中,较常见的是以命运观和人物性格为中心进行对比。可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希腊悲剧的核心是情节;哈代也认为对小说而言,情节或者说结构的重要性胜于人物。因此,以情节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亚里土多德看来,好的悲剧情节必须要有发现或突转,二者是引发观众怜悯或恐惧的关键要素。哈代的悲剧小说中众多的偶然或巧合与其说是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的反映,不如说是哈代巧妙地运用了古希腊悲剧情节中的发现或突转。通过对哈代短篇小说《同乡人》的分析,可以印证此观点。     

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

作为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领域里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位学者,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是很有特色的,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郭沫若的艺术个性是主观而抒情的,而且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创作风格：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具有时代烙印;史剧家必须是题材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结构、情节和冲突要使悲剧效果最大化;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戏剧语言具有强烈动作性等。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在《奥塞罗》中的应用

亚里士多德在《诗艺》中阐述的悲剧理论反映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其是《奥塞罗》的创作中,拟从《奥塞罗》的情节布局,即情节的严肃复杂、有机组成和结局效果等方面来看莎翁对亚氏悲剧理论的应用。     

解析胡适译作《老洛伯》的文本功能及翻译策略*

胡适译作《老洛伯》发表于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大时代背景下,它不仅是白话诗歌的范本,还是悲剧叙事诗的范本,具备多重文本功能。因此,在翻译策略上来说,既忠实于原文,又有所创新。译作从形式上忠实于原作文学体裁,遵从原作叙事风格和情节安排;同时,打破原作的韵律节奏,突出故事的悲剧性。     

《阿史那》: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中国化书写

民国时期的戏剧《阿史那》是李健吾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翻译加改编"的本土化莎士比亚戏剧。这是民国以来一种特殊的中国化莎剧。《阿史那》文本的改编体现出互文性特点。《阿史那》在重写了《奥赛罗》内容,重置了情节的基础上,将中国故事置于该剧的悲剧精神之中,其中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性的叩问,又有对权力、阴谋、野心的影射、担忧与批判。《阿史那》对《奥赛罗》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化基础上的改写,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互文性中国化式的莎氏悲剧。     

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之艺术辩证法分析

古希腊悲剧题材大多一悲到底,悲的彻底,很少有喜剧因素植入其中;中国古典早期悲剧大多以大团圆方式结局,悲的不彻底,除结尾外故事中也鲜见喜剧因素.莎士比亚大胆将喜剧因素植入悲剧题材,创造出令人称快的悲剧艺术;中国从封建末期的讽刺小说开始,也随处可见悲中带喜、悲喜交融的悲剧作品.这些都说明了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是符合艺术辩证法的,这可以从作品本身、作家层面、读者角度和审美世界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其合理性、必要性、科学性和时代性.     

黄仲则诗歌意象探析

黄仲则是清代最具诗人气质的诗人,一位＂真正的悲剧诗人＂。他的诗歌中常常会出现各种独特鲜明,充满悲剧色彩的自然意象、动植物意象和人生意象,并将这些意象贯穿到一起凸显出＂悲秋＂主题。这里选择有代表性的几组诗歌意象,同时结合黄仲则生活经历进行阐释,解读其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分析发现,黄仲则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社会的和时代的悲剧。     

重新译解“To be,or not to be…”——兼析哈姆雷特的心灵历程与悲剧性格

以戏剧情境论和阐释循环论为思想背景,如果细斟独白词句、还原独白情境、理解独白者整体心灵历程和性格特征,哈姆雷特的那段著名独白“To be,or not to be…”可以翻译为“挺身而出,还是隐忍退缩…”。从全剧整体来看,哈姆雷特性格中超越性与缺陷性的结合构成了他悲剧性格的内核,并最终导致他的悲剧命运;而将“To be,or not to be…”翻译为“挺身而出,还是隐忍退缩…”恰好能在隐喻的层面上让人感受到哈姆雷特悲剧性格中的超越性和缺陷性。以戏剧情境论和阐释循环论为指导,在翻译时充分考虑到人物所处的情境和人物整体的心灵历程,译出人物的内在生命特征,无疑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戏剧翻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