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我国毒品犯罪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过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毒品犯罪案件在国内的大量存在、死刑核准权下放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重刑主义。要有效地抑制毒品案件中的死刑人数,就应当树立轻刑、慎刑思想,采用适用法律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充分发挥酌定情节的量刑作用,尽量以死缓制度代替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尤其要严格控制运输毒品罪中的死刑人数。     

论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确立的终身监禁制度,适用于因实施贪污受贿犯罪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解释》第4条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进行了细化。《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是适用死刑的一般标准,而非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将《解释》第4条第1款的规定解读为是对贪污受贿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标准的规定的观点,经不起学理的推敲,与《刑法》第48条第1款的应有解读逻辑相背离,容易导致轻重不同的刑罚之间的混淆。将《解释》第4条第1款解读为关于适用死刑的一般标准的规定,可以与对《刑法》第48条第1款的应有解读逻辑相呼应,且不会混淆轻重不同的刑罚之间的界限。     

死刑适用与"民意"

就我国目前的情形而论,死刑与民意的关系问题集中在两个层次、两个阶段:一是宏观层次、立法阶段,即死刑存废与民意的关系;二是微观层次、司法阶段,即民意对于个案中死刑适用与否的影响.若将这两个层次联系起来,则会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在前一个层次上,似乎普遍的民意是反对废止死刑的,这与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学家强烈要求废止死刑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在后一个层次,虽然也有要求对刘涌执行死刑这样的个案,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针对具体案件所发表的所谓民意基本上都是要求枪下留人、免处死刑的.     

论我国死刑适用的立法限制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方法,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由于这种刑罚方法的严厉性、残酷性、执行后的无可挽回性以及在社会上产生的效应,死刑成为众矢之的。本文通过对我国1979年刑法典对死刑规定的回顾,以及评价1997年刑法典对死刑的限制,提出了若干从立法上限制死刑的建议。     

毒品犯罪死刑问题思考

毒品犯罪历来都是各国犯罪的重点.在我国的毒品犯罪中,死刑适用越来越为大家所关注.这主要是因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有许多问题.现今的刑事政策和死刑的存废之争,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毒品犯罪的死刑问题.     

关于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思考

我国立法、司法界基于本土化高于国际化因素使然,对法理、法之精神以及对司法权威的僵化认识,忽略了死刑不引渡原则在实现司法公正,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真正步入权利时代的重要意义,在引渡法中没有将死刑不引渡原则明文加以规定。为适应国际化趋势,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对死刑不引渡原则进行立法完善。     

关于死刑存废的断想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PR),其中,第6条第2款对未废除死刑的国家要求适用死刑的范围限制在"最严重的罪行"范围内.但是,什么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前述公约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很长时间以来各国对其理解并非完全一致.     

论犯罪预备立法之完善

我国的犯罪预备立法较为粗疏,且过于苛厉,与国外刑法原则上不处罚犯罪预备的普遍作法大异其趣。这种现状造成了刑法理论上的混乱和刑事司法中的困惑。从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预备与预备犯是否作了区分这一问题切入,对如何准确理解现行法进行探讨,以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并借鉴国外有关的立法经验,这对完善我国犯罪预备立法具有重大意义。     

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死刑立法完善

在我国政府陆续签署的多个国际人权公约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两权公约>)被称为世界人权的宪章性文件之一,在促进世界人权保护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该国际公约尚未获得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但签署就意味着以后的批准加入,而批准加入后当然就要遵守公约规定,消除与公约相抵触的国内法内容,履行国际法义务.由于生命权是最重要的人权,而作为剥夺生命权为内容的死刑问题,<两权公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对国际社会的死刑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分阶段逐步废止中国死刑的构想

据统计,截至2005年2月,世界上已有86个国家与地区在法律上明确废除了所有罪行的死刑,10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军事犯罪或战时犯罪除外),还有38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中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过去10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并且确信其不执行死刑的政策将继续下去或者已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不再使用死刑).换言之,现今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死刑或者废除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多达134个,而相应地只剩下相对少数的61个国家和地区依然在法律上保留并实际适用死刑.     

检察视野下老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正处于变革、转型时期到来的,社会变革、转型,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生活愈发复杂,社会矛盾逐渐凸显,以及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势必会对老年人的社会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当前,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犯罪问题日渐突出,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确立老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对于提升老年人犯罪案件办理质效、形成老年犯系统化保护及救助体系尤为重要,有必要在老年人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引入社会调查制度。     

死缓适用条件的梳理与评析

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是死刑执行的两种方式,两者的适用条件至今学界观点异彩纷呈,但学界的诸
多观点均不能达致完满。在现行的刑法框架内寻求死缓适用条件的路径应坚持先后不同的位阶顺序：“罪行极其严
重”是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是区隔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分界线。“罪行极其
严重”应从客观危害上框定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遵循行为刑法原理;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应从主观情节上予
以考量,遵循行为人刑法原理。通过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评估,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颁布指导
性案例等予以把控死缓适用的实质标准。     

死刑赦免:限制死刑的一种新选择

死刑赦免制度,是指核准死刑的判决、裁定生效后,如果该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或者具有法律规定的其他特定条件,应当停止死刑命令的执行,并且依法定程序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死刑赦免令,赦免其死刑而改判其他刑罚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可以消除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若干矛盾,也有利于进一步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有利于避免错杀,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履行我国的国际义务。     

论我国刑法的死刑适用条件

我国立法对于死刑适用的限制，早已内化于现行刑法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刑法本身对死刑适用做出的明确的适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应坚持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坚持综合考虑总则分则的规定，正确理解并准确应用这一死刑限制性规定，这是当前限制死刑最务实的做法。     

试论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

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发展,延续至今。论题概括了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其确立依据,阐述了其主要表现和司法价值,指出了其对当前刑事司法的启示意义。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除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近年来,我国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说明死刑对于遏止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行为并非治本之策。无论是基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类犯罪不适用死刑的通行做法,还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死刑的效益性原则、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分析,在我国都应该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与此同时,应建立一种与贪污贿赂犯罪相适应的、更合理有效的刑罚结构模式。     

立法法与死刑核准授权受权

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一授权根据法律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合法而冲突而不合法的过程。但在《立法法》生效以后,直接适用《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规定,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接受这种授权,这一授权受权已经没有法律根据,应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浅议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设置

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因立法缺陷因素的制约,其价值的发挥受到很大局限。针对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和立法缺陷进行分析,着重论述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设置问题。     

论废除死刑的中国路径

在明确废除死刑的基本目标的情况下,当前对于废除死刑的探讨应是具体路径的问题。观念的改变包括公民、司法官员以及政治领袖的;应严格把握死刑在我国立法与司法各个环节慎对死刑的制度设计。废除死刑目标的达到其实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表现。     

论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限制

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审判中,过度适用死刑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并严格限制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对于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不能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径行以单独犯罪判处犯罪人死刑。同时,对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于从犯,一律不能适用死刑;如果一案件中存在多个主犯,一般只能对核心角色的主犯适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