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两淮盐政中的反腐倡廉

清代的盐业产销实行垄断式的“官督商卖”,为了保证国课收入,清代两淮盐政一直重视反腐倡廉.乾隆、嘉庆等最高统治者率先垂范.从主管盐政的高官和最高机构入手,狠抓盐政的反腐倡廉,敢于向盐政的特权阶层开刀,重视惩治盐政行业的不正之风.通过对两淮盐政的治理,使两淮盐课成为清代国库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     

郭嵩焘盐政思想略论——以两淮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实行专商引岸制的盐政制度,至晚清太平天国起义后,破坏殆尽,其中以两淮盐政最为糜烂。郭嵩焘作为同光经世派官僚和学者中的一员,对两淮盐政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并从其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以规复淮南引地为主的盐政思想。     

曾国藩与两淮盐务

淮盐业是清代封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部门。以往,学术界对清代前期两淮盐制与盐商经济的研究比较重视,对后期的情况则较少研究。本文拟分析同治年间曾国藩整顿两淮盐务的背景、措施及后果,对晚清的两淮盐业进行初步的探讨,对曾国藩的盐政思想也试予比较客观的评价。     

试论清代两淮盐政中的“助军”

在分析以“盐课”满足“军国急需”由来已久、而两淮的盐赋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论述了清代在两淮盐政中征收助军费用的形式、具体做法及激励措施,最后剖析了征（加）收助军费用对淮盐产销带来的消极影响。     

市场导向与行政理性：清代盐政运作的原则和机制

清代食盐贸易制度,学术界一般以专卖统称而彰显其与市场脱节的计划色彩。不过,通过分析清代官方人口和盐引数据,可见清代盐政宏观上具有盐引额分配符合市场容量的特征;而清王朝在新开疆域的盐法设计、盐引额分配和盐区划分等重大问题上,市场导向性更为明显。但分区行盐制度导致盐区的边界地区盐务纠纷与冲突连绵不断,与市场导向明显悖离,这与官员们在盐务考成、保护两淮盐课、维护自身盐务利益、维持千年盐务传统等问题中形成的行政理性和制度的路径依赖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导向、特定情境下的行政理性、长期以来的制度路径依赖共同构成清代盐政运作机制。该机制使清代盐政表现出局部地区违反市场逻辑与宏观上具有一定市场导向的矛盾现象,并通过令人嘱目的局部地区之冲突与纠纷,引导出对清代盐政完全脱离市场的误解。     

从民间文献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以歙县程桓生家族文献为中心

在中国经济史上,徽州盐商自15世纪起便已崭露头角。其后,随着盐政制度的数度变革,其实力盛衰递嬗。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以及此后的太平天国动乱,固然使得徽州盐商在总体上趋于衰落,但晚清时期徽州盐商的活动以及政商关系等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书信、账册等资料),对晚清盐政史做一新的探讨。论文聚焦于两淮盐运使程桓生家族的盐业经营,该家族与晚清盐政制度设计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密切关系,探讨徽州盐商对于19世纪中后期盐政制度的影响。指出:晚清时期在两淮盐政中极为活跃的程桓生等人,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盐务总商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对于两淮盐政的重要影响仍然不容忽视,这一点,与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两淮盐务的通常认识大相径庭。作者认为,面对19世纪中叶的重大变局,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尽快恢复淮盐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淮盐管理体制以及招商认运,对于包括徽商在内的盐商巨贾之倚赖便在所难免,这也正是晚清盐政制度中"寓纲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与18世纪的盛清时代不同,太平天国之后,具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直接出任盐政官员似成常态,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的现象更为肆无忌惮。此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     

清代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

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这是一起特大经济贪污案,为乾隆年间大案之一。本文就此案的起因、内容、乾隆的态度以及最后处理结果,作一些论述,以求教于大家。一、从“提引”谈起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实为预行提引案,几任盐政、盐运使勾结两淮盐商营私侵蚀预提纲引余息银两,数额在一千余万两。这年六月,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尤拔世芷任两淮盐政后,“风闻盐商积弊,居奇索贿,未遂”,乃上奏乾隆:“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乾隆三十三年)引目,仍令各商每引交银三两,以备公用,共交貯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零。普福任内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     

清代道光年间两淮盐业中的改纲为票

清代前期两淮盐商,是当时全国三大商业资本之一。盐商们“富至千万”,“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其资本之雄厚,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实属罕见。以千万计的巨额资本的形成,是与两淮盐业制度密不可分的。因此,研究两淮盐业制度史,对于论述盐商之兴衰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清代前期两淮盐制中的纲盐、票盐的变化及其与盐商衰落的关系作一些探索。     

论清代两淮海盐的缉私

清代两淮海盐的赋税是朝廷的大宗收入,在其生产、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名目繁多的私盐的冲击。为售销淮盐、保证朝廷的课赋收入,清代统治者极其注重两淮海盐的缉私,为此建立了涵盖两淮海盐的产、供、销所有环节的完整管理体系,制定了相应完备的法律法规。但因自身的没落,其收效甚微。     

清代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变迁研究

清代滇盐产销布局由生产布局、划界行盐制度下国家构建的销售布局以及市场机制主导的销售布局构成,三者关系复杂且变迁频繁。滇盐产销布局在明代初具规模,雍正时期为解决盐政之弊,国家进行土井归公与取盈补拙的调整,奠定了清中后期滇盐产销的基本格局。乾隆时期食盐供应不足,官府广觅子井、借销邻盐和调适销售布局,形成了多处滇盐混销区,导致滇盐销区的盈缩。嘉庆时期民运民销制度实施后,市场机制下的产销布局占据主导,但市场竞争不利于盐课完纳,政府不得不重新实施划界行盐制度,构建界限有别的产销布局。受咸同战乱影响,清后期滇盐产销布局亦经历了无序运作与恢复的过程。滇盐生产布局变迁主要受市场需求以及国家盐政运作的影响,自雍正时期形成后就保持着稳定;销售布局则受生产布局、市场机制、盐政制度影响,不同时期各有差异。通过考察清代滇盐产销布局的变迁与划界行盐制度的废立,能揭示清代云南盐政运作中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的互动关系。     

秦汉社会保障研究综述

我国古代无社会保障这一概念,但却客观存在着大量的荒政思想、荒政政策、养老抚幼制度、扶贫救济制度等,这些实际上现在保障制度的原始理念和雏形。中国古代政府一直把天灾人祸、弱势群体看成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现在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论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

战争改变了国统区的食盐运输的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因时变革,举办官运。国民政府的官运开始于沿海存盐的抢运。随着商运的日趋衰微,官运规模日益扩大。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对于调剂军民食需、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战时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实行盐专卖制度的基础。但国民政府明显地缺乏足够的准备。     

近代江苏盐政体制改革研究

历代政府十分重视盐政管理。长期以来,地方权势操纵盐政,以致中央与地方围绕盐政管理权展开激烈博弈。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对内与对外战争的频繁发生,中央财政日益窘迫,逐步加强了对地方盐政的管理。在此背景下,江苏盐政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分别是“清中期陶澍主持的票盐制度改革、清末载泽主持的盐政院改革、北洋政府主持的盐务稽核所改革”。三次改革既有共通点,又各具特色,却因改革未触及弊政根本,以致改革不彻底,并最终失败。     

黄河铜瓦厢决口后清廷的应对

晚清时期,河政与荒政这两项曾被国家高度重视的事务陷入了混乱,这在清廷对铜瓦厢决口的应对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决口.当时清廷正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疲于奔命,因此决定"暂缓堵筑"决口,对灾区采取的救济措施也非常有限.通过清廷对整个事件的应对可以发现:在内乱外患、军政祸乱频兴的形势下,清廷的施政能力已经大大地了减弱,自身的存亡绝续成为第一要务.明清以来的河政体制走上了解体的道路,救荒事务更加地方化.     

两淮盐商与清代社会公益事业

两淮盐商是清代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之一,拥有巨额商业利润的两淮盐商,其资本流向是多方面的,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获取巨额利润后,积极回馈社会,将大量财富投资于修路造桥、救灾济荒、抚孤恤贫及捐资助学等,为清代民间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12-1928年荆江地区的赈务研究

民国前期荆江地区水灾频仍，严重的水患给荆江地区的赈务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成为了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试图将赈灾救灾制度化、法制化，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赈务机构，颁布了某些赈灾法规，采用了急赈、蠲缓、米禁、贷款、农赈、工赈等救灾措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新格局，水灾的救治功能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赈务取得了一定成绩，解救了民生疾苦，成为了这段不幸年月中广大灾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国前期动荡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减震器，维系了荆江地区社会的稳定，不过，政治黑暗和经济凋敝最终影响了赈务的实效，极大地消蚀了社会的赈灾救灾能力。     

济贫恤穷活动与宋朝民间社会的兴起

中国古代一直有民间自我救济的传统。两宋时期,民间济贫恤穷活动趋于活跃,具体方式包括提供衣食与医疗救济、婚丧资助与蠲免债务等。尽管这些努力的客观效果不一定尽如人意,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者的生存危机,缓和了社会矛盾,调节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社会作用。从民间济贫恤穷活动的主体来源看,多为地方精英分子,从中也反映出民间社会暨地方社会兴起的事实。可以说,地方精英分子暨地方社会的发育,主要是借着民间济贫恤穷活动的举行而出现的。就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国家对民间组织从来是持警惕态度的,惟独对地方上的自我赈济则持支持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是由地方慈善组织导致民间自我组织的原因。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第一道安全网,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对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诸如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救助水平低、救助方式单一等一系列问题,有待在救助项目、救助方式、资金筹集以及管理理念等方面加以突破和创新。     

两淮盐政普福案审始末

“两淮预提盐引案”系乾隆朝三大案之一。案发后,乾隆帝密令江苏巡抚彰宝速往扬州会同两淮盐政尤拔世审理此案。彰宝抵扬后对两淮运司账户进行盘查,查出普福涉嫌赃款额达银八万余两。乾隆帝闻讯震惊之余,下令将普福革职并将其任所资财查封。不久,乾隆帝又传谕军机大臣刘统勋等在京提审普福。为彻查案情,乾隆帝还敕令严讯卢见曾、赵之璧等盐官,并向商人施压。经过数月审查,普福终以侵蚀公帑数额巨大被抄家问斩。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检视与路径展望——以行政行为的全面规范化为视角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府的行政作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规范。但长期以来,行政不作为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与依法治国、执法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不作为呈现出多种新的表现形态。文章从行政权本位、政府机构职能交叉、部门利益驱动、权利救济机制不健全等方面全面检视我国行政不作为的生成机制,并进一步展望了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规制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