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中的“郎系统”

刘九生先生发表于《唐都学刊》2009年第2期的《秦始皇帝陵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一文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通过对秦代“郎系统”隶属、职能的梳理和论证,结合自己亲自参加和经历的秦陵兵马俑的考古发掘和观察,对刘九生先生关于“兵马俑”证谬的论文予以客观的、中肯的解读和评论,明确指出秦兵马俑中的介帻俑就是秦郎系统中的“郎”的组成成分,以期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刘先生论文的合理内核和闪光点,得到推进学术研究领域内“百家争鸣”的氛围。     

刑法中的归谬推理

归谬法在法律论证,尤其是对命题进行证伪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结论的检验中,可以通过设置参考系进行对比证明结论的不合理:如果结论违反了罪刑均衡原则,前提就可以被证伪;如果客观行为完全相同,只是由于主观上或行为人以外的客观因素不同,在处理结论上也可能存在差异。同时,也可以根据结论违反公众法感情而否定前提的成立,例如利用正当防卫制度、错误理论、共犯制度进行归谬。最后,也可以通过单纯的形式逻辑进行归谬。     

刘九生教授《秦始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一文读后

刘九生教授2009年发表《兵马俑证谬》、2011年发表《秦政原始》,先后提出兵马俑应为郎官俑、铜车马坑应为祭祀坑、铜车马应是秦人献给皇天上帝的礼品等见解,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现在,时间过去了两年,九生新的力作《秦始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又要和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此前所作均属专题重点研究的话,那么这篇文章则是对陵园从结构上作总体觯决,当然应该算是九生在该领域内的“收官巨献”。     

《“兵马俑”证谬》后叙——兼驳刘庆柱

这是《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一文的续篇,分上中下三部分。上篇针对刘庆柱"缺乏起码学术常识"的粗暴否定,指出郎的研究经过长达二十年的艰苦思索和竭泽而渔式的材料搜集,并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鼓励支持。根据"事死如事生,礼也"这一古老的传统观念和古代礼仪,并以阳陵陪葬坑为生动例证,说明秦陵陶俑只能是近臣侍卫郎官俑,所谓送葬说、军阵说等等完全不能成立,流行几十年的兵马俑说是天大的笑话。刘庆柱违背历史,对一些基本问题混淆不清,甚至说话不顾起码的逻辑。从方法论而言,郎的工作完全凭材料说话,严格按逻辑推理,绝非一句话就能轻易推翻。中篇进一步阐述郎的工作。其中的关键是拿相关成果及古典文献与考古坑的平面和立体结构逐一比照,得以确认郎的身份与坑的原型,二者完全对应,密合无间。而兵马俑以及其他相关诸说之所以误郎为兵,一错皆错,就在于为表象所迷惑,置坑于不顾。针对刘庆柱以汉俑作为兵马俑的证据,指出从形态和工艺考察,汉俑自有渊源,与秦俑并无传承关系。另一方面,从古代殉葬陪葬的历史演变看,尽管形式形态有变化,但"事死如事生"这一古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一以贯之,与军事暴力无涉。而从车与马这一中外文明的共同母题看...     

秦俑真的是“郎”吗？——与刘九生先生商榷

《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一文的驳论篇——为什么兵马俑不是兵的论据是苍白无力,空洞乏味,是站不住脚的;其立论篇——秦俑为什么是“郎”,更是缺乏理论根据,其对郎系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界定,将卫尉、中尉、太仆、奉常等都认定为“郎”是不正确的。对于四个俑坑的对应关系及为什么如此对应,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所以,将秦兵俑简单的定位为郎系统是不恰当的。对俑坑的性质仍需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论元散曲的否古之词与谬史之音

通过对元代纪游怀古、摭史抒怀散曲精神意脉的分析，认为元散曲承接着传统诗文不绝如缕的怀古之叹和咏史之音，以尖锐凌厉、直露亢爽的否古之词，以疑古非圣、亵渎权威、嘲弄英雄、颠覆传统的谬史之音，为元散曲的精神意脉注入了大气、坚实、厚重的养料，造就了元散曲深刻的理性内涵和时代特色，引领了明清戏曲对历史进行艺术反思的浪漫潮流，成为古典文学近代化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文学史意义是深远的。     

论新诗中谬理母题能指系统类陈情结构

谬理母题能指系统陈情结构,就是通过特殊的结构策略,使诗歌外层形象形成新奇陌生、扑朔迷离的状态。它可分为谬理表述母题、谬理判断母题、谬理综合母题三类能指系统形态。由于现代的许多诗人更喜欢追求主观作用,艺术上显示为主观消融外面世界又突入内面经验的特色,于是新诗艺术的革新者们就探求出一条营建谬理综合母题能指系统的陈情结构途径,以收象征之效。     

对“大爆炸宇宙学”、“奥伯斯佯谬”的疑问和对“西利格尔引力佯谬”的猜想

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争论由来已久。持有限论的宇宙大爆炸学说是根据声音的多普勒效应和哈勃定律得出来的。然而,声音也有另一种现象:随着距离的增加而波长变长。再根据电磁波在它们的路径上与电荷有力的作用原理,推出光的红移与距离的关系式S=c/βLn(1+Z2)。这比哈勃定律更能说明问题,也能证明奥伯斯理论是不成立的。因此,宇宙大爆炸学说是值得怀疑的。     

“以杜证杜”：《杜诗详注》读法例说——杜诗仇注的注释学研究初步

＂以杜证杜＂就是从文献内证的角度来研究杜诗在杜集中的内在呈现。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参照系,初步探讨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强调了＂读法＂在解读＂以杜证杜＂中的重要性,并为下一步开展杜诗的注释学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新合赋

噫嘘哉,灞桥形胜,新合最佳。泾渭分明汇流其北,漕渠古道蜿蜒其南。借灞柳风雪之遗韵,得骊山晚照之直观。草临路、灞耿路横连东西,纺渭路、西韩路纵贯南北。陇甽纵横,田野平畴。＂白兔娃＂与＂东陵瓜＂齐名,＂灞桥柳＂与＂曲江池＂并美。一个村名,一个故事;一筐沙土,半筐古钱。风流圣地,信不谬矣。     

唐、五代笔记诗话纠缪——以刘禹锡事迹为例

以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的事迹为例，将唐、五代笔记诗话中的有关记载，逐一考证，去伪存真。     

草根英雄的浩歌与悲歌——樟叶长篇小说《五福》中的刘五分析

樟叶的长篇小说《五福》首次以小说形式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新军起义波澜壮阔的历史,作品中关于主人翁关中农民之子刘五的成功塑造,是对中国小说艺术人物画廊中草根英雄式人物的塑造的一个极大的丰富。刘五的性格、形象和命运,体现了旧中国农村阶层中豪杰英俊命运的必然性,反映了漫长的历史中底层人物的艰难崛起和迅速殒落的必然悲剧性。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关中农民之子刘五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行为特点,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性。     

论刘裕北伐后秦与南北对峙的形成——兼论弃守关中之原因

东晋权臣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刘裕由此积累了巨大的威望,得以成功地代晋建宋。此役改变了北方的政治格局与民族势力的分布,为北魏统一北方提供了战略机遇,在此基础上,中国历史开始向南北对峙的方向演进。对于刘裕而言,弃守关中的首要原因在于刘穆之猝然逝世导致京口集团内部发生力量变动。考虑到东晋的实力和战略全局,放弃关中是有利的战略选择。     

刘伶《酒德颂》及其与道教服饵、饮酒之关系

刘伶《酒德颂》是一篇描写得道的大人先生揭露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伪道学面目的文章。刘伶好酒,并非托己保身或不遵礼法,而是对魏晋时期道教服食、养生文化的反映。刘伶好酒、服药,皆与其修炼隐沦之术有关。《酒德颂》除了具有深刻的道教神仙思想,还有儒家思想的渊源。     

20世纪陕西方言研究综述

2 0世纪第一位用现代描写手段研究陕西方言的学者是刘文锦。 2 0世纪陕西方言研究主要分三个阶段 :1.民国十八年以后的 2 0年里 ,刘文锦、白涤洲、黎锦熙、陆志韦等学者艰苦创业 ,功不可没。 2 .5 0年代末 6 0年代初 ,张成材、杜松寿、杨春霖、马天祥、孙福全、薛生民等学者在仅三五年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3.粉碎“四人帮”以后 ,陕西方言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 ,张成材、郭子直、刘育林、张崇、刘勋宁、孙立新、邢向东、王军虎、辛世彪、黑维强、张维佳、张德新、郭沈青等学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社会转型背景下小组工作教学的思考

本文基于小组工作教学实践,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思考了小组工作教学的相关问题:教师与学生不平等权利关系;学生丧失了对原初崇高专业使命的追求;学生在实践工作中自信不足、行动力弱,缺乏带领小组的能量等问题。并提出变革课堂权利关系、实现对学生赋权;回归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教师与学生共同生产小组工作知识与技术的教学实践路径。     

高平檀氏家族与晋宋军政局势

高平檀氏约自两晋之际流迁江东,侨居京口,当属于北府崇尚武力之将门次等士族。尽管入宋后,其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主要依靠勋功封赏,其后人仕进依然受到高门士族的抑制。晋宋之间,檀氏武人代表参与了北府兵崛起的过程,特别在刘裕领导北府集团推翻高门士族桓玄和建宋代晋的过程中,檀氏家族代表先“合门从义”,后随刘裕征战南燕与后秦,军功卓著。刘宋前期,檀道济作为北府将领的代表,受命刘裕成为顾命辅政大臣之一,虽被动卷入宫廷政治斗争,但其主要作为仍然是在对抗北魏的军事征战中。檀和之领军征伐林邑,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宋文帝及其权臣猜忌并无端杀害了檀道济,不仅重创檀氏家族,而且严重削弱了刘宋的军事力量。     

刘禹锡对屈赋的接受

刘禹锡贬谪朗州 ,始有意学屈原。其诗文的精神气格、内容体式、抒情手段、文词比兴均深受屈赋影响。刘禹锡是屈原骚怨精神和文学传统的优秀继承者和发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