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以《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

闵齐仁是朝鲜朝中期文人,《立岩集》收录其赋作16篇.以其《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从题材内容、典故化用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其赋作创作的影响以及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从中不仅反映出朝鲜文人创作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闵齐仁“文以载道”的家国意识.     

魏晋南北朝诗赋的骈偶化进程及其理论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法海》说:"自李斯《谏逐客令》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骈偶化倾向虽萌芽于周秦两汉,但从汉末魏晋始才成为诗、赋创作一种自觉的形式上的诉求,至南朝宋,诗、赋骈偶句比例发展至最高峰,齐梁以后则比例下降,表现出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形式均衡美、对称美、和谐美的理性思考。本文拟考察此一过程中文人创作心态上呈现出的对骈偶化的"部分趋同———过度趋同———理性认同"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其对诗、赋文体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对“三农”的情感态度初探

文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群体。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分子,中国古代文人必然受到来自“三农”的强烈影响。有赖于其时全社会“重农”“敬农”的整体氛围,“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的阐发讨论在他们所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大量呈现:(1)文人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天然地站在利于国家运转的宏观角度,他们对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借助作品“劝农”,如陶渊明《劝农》组诗、戏曲《牡丹亭》之《劝农》一出;(2)面对身负重压却仍勤恳劳作的古代农民,感性的古代文人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同情、怜惜之感,是为《田草赋》等“悯农”文艺作品的精神根源;(3)文人群体中也不乏信奉“士农一体”“耕读传家”者,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与谢灵运《山居赋》中所描绘的那般,这类选择“事农”的文人所创作的作品能“零距离”体现出古代“三农”的真实面貌。     

李白"三拟《文选》"说阐微

李白在培植诗文创作能力过程中,继承魏晋南北朝文学传统,“三拟《文选》”,把很多精力放在摹拟上,在赋、乐府、古诗领域中,创作了大量摹拟前人同类题材的作品,但李白只是作为一种学习,并不以此自囿,在出蜀之后,随着其阅历的增加,逐渐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李白在摹拟与创新之间取得了协调发展,完美地解决了继承与发展的问题。     

《诗经》“赋”论

在《诗经》创作中,“赋”同“比”·“兴”一样,都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借以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概括的重要艺术特征。可以说,《诗》三百篇,之所以能“动人心”、“增人感”,传之久远,虽遭秦火而不灭,除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其它艺术因素外,也跟“赋”法的大量使用分不开。 可是,什么是“赋”?我国古代学者的理解虽较一致,但认识仍有深浅之别。一种看法是“赋”就是“铺”,就是“敷”,亦即直接叙事,如汉人郑玄“赋之言,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注)、唐人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辞赋也。”(《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等人的论述均是。另一种是“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     

略论中国赋的感春传统及其在朝鲜的流衍──以朱子《感春赋》与宋尤庵《次感春赋》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辞赋文学中,感春的传统可溯自屈原。后世对楚骚中伤春之音的祖述继承,往往因两个相关主题──时间与理想的展开,易于产生动人心魄的佳篇。朱子《感春赋》中“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见”,就是关合两者的凝炼表现。对于如何消释春愁,这在魏晋玄风影响下的赋作中,曾一度出之以真正悦乐的情调,但因个性弱化而难开生面。既忧时又乐道的情理内涵,在朱子等富文学情趣的理学家手中,获得恰当的拓展,表现出儒家情怀与骚人哀怨的融通。朱子《感春赋》在朝鲜辞赋史上颇具影响,先后出现不少次韵及和韵之作。李朝中期儒学家家尤庵的《次感春赋》在精神境界与情理容量上,对朱子原作尤具会心。究其原因,则在于“惟晦翁其不敢忘”的生命热情以及对儒家忧乐观的深刻体悟。赋的感春传统在朝鲜的流衍,是颇具文化意蕴的一个文学现象。     

崔世光钢琴改编曲《松花江上》与原作歌曲的比较

抗战歌曲《松花江上》是张寒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1967年,崔世光将其改编成同名钢琴曲《松花江上》,作品既基本保留原作的主题旋律,还恰当地将西方作曲技法有机地与中国民族特征相融合,钢琴改编曲与原作虽然题材相同,但在艺术表现上却更加丰富多彩。本文以创作背景、创作手法、表达形式、思想意境四个方面为切入点,挖掘钢琴改编曲《松花江上》的艺术特征,论述两首作品的异同。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张衡赋创新思考

张衡在文学史上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抒情小赋《归田赋》给赋坛带来的清新。不过,不仅仅是小赋,他的其他赋作品都有着艺术创新的追求。本文认为:《二京赋》没有给汉代赋坛带来活力,而是标志汉大赋的衰败,但体现出了作者从大体制上寻求突破的创新意识;《归田赋》包含着当时归隐风气的影响和向大赋的借鉴,它的全新面貌使赋文学获得生机;《思玄篇》结尾“系辞”是否是完整的文人七言诗还要讨论,但体裁上的创新表现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 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 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 ;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 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 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楚辞》校证

利用《楚辞》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它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借助《楚辞》以外的研究成果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读唐寅咏花诗

像唐寅这样以毕生的精力和众多的篇目来写“花”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现象。他不仅爱花、寻花、赏花、吟花 ,把花作为客观之物和描写对象 ,更把花视为生命之物和有情之物。他把花视为知音 ,与花共悲哀同欢乐 ;赞美花的节操、精神、品格 ,暗寓自己的人格形象 ;他借助于花事遭遇 ,抒发自己的不遇之慨、生命之叹、寂寞情怀、人生苦闷 ;把美丽的桃花坞作为自己灵魂的寓所 ,借以保持自由的人身、独立的品格、不屈的精神     

辞赋的类书解读

具有“包括宇宙，总览人物”铺张特色的辞赋，是作家学识渊博的表现。他们凭借深厚的小学功力，在赋作中大量运用玮字，罗列世间万象，故许多作品可以作为名物制度的专著。辞赋作品取材广博，按事排比，在类书出现以前，客观上承担了类书的作用，出现以后相互影响，共同繁荣。     

《九歌》略论

屈原之前已经存在三种《九歌》,即夏《九歌》、周《九歌》和楚地民间流传的九歌。屈原《九歌》不是礼神祭歌,而是以祭祀歌舞为题材的叙事抒情诗,反映了南楚独特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生活,其抒情主体特殊,谱写了一组情韵哀婉的多重变奏曲。     

《楚辞》校证

利用<楚辞> 本文所据<楚辞>,以中华书局2002年10月印刷出版<楚辞补注>本为准. 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它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借助<楚辞>以外的研究成果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九歌》中的动态意象群

《九歌》因其源于楚地民间祭祀的特殊性质,其诗、乐、舞一体的特点决定了作品文本必然体现出流动性。《九歌》中无论是每一篇独立的作品,还是将全部篇目视作一个循环组合,都不是平面的、静止的。《九歌》中存在着大量的动态意象群:乘驾意象群、采摘意象群、自然意象群、声音意象群。这些意象虽然在先秦的其他作品中也十分常见,但却多了动态的属性。意象群的动态属性在舞台节奏、人物情感、时空交替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论俄国伊·普宁的颂诗《人》和《上帝》

本文主要通过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初俄国启蒙主义文学流派的著名诗人伊·普宁的两首颂诗《人》与《上帝》，阐发他的启蒙主义思想及蕴含的自然神论哲学思想。     

王延寿及其《梦赋》

王延寿当生于汉安帝元初年间,卒于汉顺帝末年。《古文苑》所载《桐柏淮源庙碑》,碑文未署撰人,当非出于延寿之手。郦炎《遗令书四首》为其精神病发作时所写,不足为延寿卒年之据。《梦赋》出自虚构,其来源有古代神话的影响、驱鬼民俗的影响以及强调人的精神力量的传统哲学观念等。《梦赋》之后,历代有不少写梦辞赋,多寓讽刺内容。     

释《诗经》“颂”

学术界对《诗经》中“颂”之含义阐释分歧甚大。文章从传世文献、考古成果、训诂考据、文化人类学、文化宗教学等角度，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探索“颂”的起源及其最原始的意义，认为“颂”可拆分为公”字和“页”，西周之前“颂”字的意义正是包含在“公”字之中，其起源于巫术思维下的一种上古人类生产（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的集体祭典，本义是一种生殖崇拜的祭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