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体功夫思想的理论渊源

作者认为，我国宋明时期出现的本体功夫思想，有它源远流长的理论渊源．其中，本体功夫范畴与体用范畴相连，是宋明道学把体用范畴应用到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学领域的必然产物．而本体功夫理论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心性学说有关，是儒家心性学说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此外，本体功夫思想还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在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既相排斥又相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论孟子“尽心”思想的道德教化理路及其启示

孟子在儒家“心”“性”这两个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心性分立到心性合一的创造性思想变革,开创了中国心性哲学的思想传统,并构建了以“尽心”思想为核心理念的道德教化模式。孟子这种尽心道德教化模式以心作为道德的本体,肯定了人之本心与先赋之性善、天命之义理的同一性,由此而主张道德教化以人之先验善性作为心性基础,以存养、扩充、求放心为主要方法,最终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人格境界。孟子尽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孔子以来所形成的儒家思维框架,为儒家道德教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对于当代道德教育而言,孟子以尽心为核心的道德教化思想,可以推动人们重新理解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本质属性、主体关系以及最终旨归等,实现道德教育与心灵世界的有机融合,最终促进个体的心性与品格的完善。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八识与心性——唯识宗的心性学说及其对宋明以来儒学的影响

佛教唯识宗从八识的角度论述心性,建立了一套非常丰富和细腻的概念系列和相当严密的论证体系。这表现在它深入探讨“心”与“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区分“本有种”和“新熏种”来区分“本性”与“习性”,通过区分意识的潜在状态和已发状态探讨不同类型的意识的不同伦理品位问题。通过对佛教唯识宗有关“八识”和“心性”概念的梳理,我们能更加清楚地认知宋明以来儒家的心性学说的发展历程和解析其众多关键概念和争论问题的缘由。同时,我们还能回过头来看到佛教唯识宗在中国思想史发展上的功过。     

禅宗前后期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关系的角度,对禅宗前后期的思想发展进行了考察和论述.文章指出,禅宗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教的佛性学说与中国的心性理论融为一体,以心的宗教取代对佛陀的崇拜;前期以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为特点,后期以超佛越祖、无情有性为标志,而出现这一差别的根本原因是,前期以即心即佛为主流,后期则直以真如为佛性.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吴澄论“心”

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心性论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结合“仁”、“道”、“理”等重要范畴对心性之可能及其形上根据进行充分论述,并以“弘”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在心性之动态展开与现实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吴澄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即知觉之义、主宰之义以及道德之义）,并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此基础上,吴澄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将心学纳入儒家道统,体现了其弘扬心性的治学取向。     

论道教“致太平”的政治理想及其思想特征

道教作为中国古老的民族宗教,一直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出“致太平”的政治理想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道教“致太平”的政治理想表现为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协同发展,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公平、平等,个体生命存在的身、心和谐健康等等,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儒家的人文主义特色的“大同”理想相比较,道教的政治理想是自然主义的,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视野和深刻的理性精神。     

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它给儒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观念。儒家道统与心性传统的重新树立,成为当时儒家兴起的重要成就与标志,同时,儒家还开始了从传统儒家资源寻找自身发展动力的成功尝试。这些说明,儒学在唐代的兴起,对佛教与道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孟子、告子对孔子“人心之性,生命之性”的继承和发展

从先秦儒家中孔子的习言性、孟子的心言性、告子的生言性等对“性”的不同观念和理解,可以看到诸子都是十分重视“性”的.并围绕这一观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寻找“性”观念的起源,以发现儒家此一观念的历史根源.然后通过对孔子的分析揭示孟子及告子对孔子“性”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儒家三子对“性”的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对先秦儒学人性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其后中国儒学体系构建具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