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况赞扬盗■”辨

“四人邦”把我国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思想的一个学派——法家和代表设落奴隶主阶级政治思想的另一个学派——儒家之间的斗争,作为贯穿古今中外历史的所谓的“一根红线”,用以篡改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地主、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为此,他们捏造出:“在反对奴隶主的斗争中,法家、奴隶和农民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之类的谎言,编造“荀况称颂过奴隶起义的领袖‘盗跖’是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之类的骗局。     

论法家的法价值观

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与学术代言人,其代表人物在春秋时有管仲、子产;在战国时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战国前期的李悝是法家学派的实际创始者,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的所谓“法”,系指由统治者官府制定并颁布、国家强...     

试论韩非的人才法治观

集法家之大成的思想家、理论家韩非,反对人才贤治,主张人才法治,在我国古代人才思想史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体现了法家学派的思想特色。韩非的“贤才”意识韩非“尚贤”与否,学术界众说不一。我认为韩非是“尚贤”的,但其所尚之“贤”的内涵,实质与诸家不同。韩非认为:“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韩非子·忠孝》以下只注篇名)“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有度》))由此可知,韩非心目中认可的“贤才”,一是要知法,二是要守法,三是要有一定的法治才能,为君主尽心尽力彰明法度,推行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君守法便是德,明法能法便是才。说到底,“贤才”就是韩非常常称道的“循令从事之臣”、“执法教民之吏”和“智术能法之士”。显然,韩非的贤才观已打上法家思想的烙印,凡不符合这一规范的“贤才”,即使是先贤大圣,亦不以     

韩非应为"势家"论

传统意义上,学界习惯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划入"法家"的阵营,这其实是对韩非政治思想极大的误解。在韩非思想中,"法"或"术"都只是他用以维护专制君主绝对统治的得力工具和必要手段,并非他的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因此,若将韩非称为"法家"、"术家"或"法术家"都是存有疑问的。而"势"治的思想则可以说是韩非政治思想的归旨和核心所在,在理论上充分体现出其坚决捍卫专制统治的绝对君权的政治主张。因此,韩非应该称为"势家"。     

论先秦法家体系的“势”

韩非是先秦法家理论体系的完成者.这一体系中,法、术、势是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韩非关于“势”的理论,学术界认为是对慎到“势治主义”的接受,“韩非赞同慎子的势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韩非在新形势下发展了前期法家慎到……的思想”(《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任继愈主编).可是,有关慎到势观念的时代特质及韩非对势作出了怎样的发展,惜乎语焉     

康有为对韩非的身份归属与对法的矛盾心态

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韩非纳入视野。就身份归属而言,康有为有时将韩非视为老子后学,有时又将韩非归为法家。韩非在康有为视界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身份归属具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韩非思想以法为重心。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对法的态度和理解奠定了对韩非的矛盾心态和评价。康有为强调韩非思想与老子、杨朱代表的道家,与荀子代表的儒家以及与申不害、商鞅代表的法家思想具有内在关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为法家路线服务的战斗文艺——谈韩非著作中的寓言故事

韩非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代表,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历史经验,创建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对反动的儒家学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的学说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韩非的思想,对于深入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韩非子》中所引“孔子”材料——兼及韩非对于孔子思想的舍取

韩非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对于儒家学派多有责难和排斥。但是儒家思想与孔子思想并不完全是等同的,韩非对于孔子的思想并不是一味地批判。《韩非子》55篇当中记载有大量关于孔子言行思想的材料,基于这些材料的剖析,从而试着探讨韩非对于孔子思想的舍取。与此同时,进而对韩非思想给予一个中肯的定位。     

读荀况的《议兵》篇

荀况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荀卿学派的创始人。由于他推崇仲尼、子弓之学,而继承他这个学派的人后来成为汉代的儒家经师,因此人们长期把他划入儒家的派别;又因在他的门下出了韩非、李斯这两个反对派,人们又把他奉为后期法家的导师。凡此,都不符合荀况的本来面目。荀况在学术上能打破门户之见,融裁了各家的思想加以新的综合,而取得很高的成就,他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著名学者。     

“儒分为八”与早期儒家分化趋势的生成

由于资料缺乏,"儒分为八"已成为儒学史上千百年来难以厘清的学术难题。新见的出土文献,往往不是某一学派的专有文献,而是不同学者的文献汇编,因此,从这些文献对儒家共有特征的不同理解入手,就为解开"儒分为八"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韩非的八派划分,只是选取思想歧异明显、影响较大的八个派别。儒分为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儒家分化的真实面貌,但法家立场的偏颇,使韩非不能对儒家发展面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思想歧异是当时孔门内部的普遍存在,而窄化、深化、分化、派别化,正是从不同学派思想差异日渐明显的层面,对早期儒学发展进程所作的一种描述与展示。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