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金城、西平麴氏研究

金城、西平麴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闷避难湟中,改姓麴氏,麴氏形成.东汉末,麴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麴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麴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麴氏随沮渠氏人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麴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麴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麴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金城麹氏的活动及其族属问题

金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由大行李息督建。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取陇西、天水、张掖各二县于金城设金城郡。宣帝神爵后郡治移至允吾,辖湟水流域诸县。本文所说的金城,既包括金城县,也包括郡属的某些县,所指麴氏,就是在这里兴起的。 一、高昌麴氏王国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高昌王马儒遣使入贡于魏,要求内徙,魏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处儒众。当地群众留恋故土,不愿东迁,遂杀儒而立右长史麴嘉为王,建立高昌麴氏王国。麴氏王朝历十一主一百四十四年,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为唐统一。在南北朝动乱年代里,麴氏建立政权,承袭北凉制度,管辖吐鲁番至焉耆一带地区,对安定西北边疆地区,维护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生产等,起了积     

也谈高昌麴氏之郡望--与王素先生商榷

本文从吐鲁番地区麴氏高昌时期的墓葬分布、埋葬规律和墓砖出土地点入手,对高昌麴氏之郡望除了金城,尚有西平-说提出质疑.认为就现有材料而言,高昌麴氏之郡望只能是金城.     

关于麹氏高昌“义和政变”学术史的新发现——读唐长孺先生整理吐鲁番文书笔记零拾

1981年,吴震先生发表《麹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一文,首次披露了麹氏高昌国晚期发生"义和政变"事件,引发学界对诸多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麹氏高昌国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17年,在唐长孺先生家中发现了三册整理吐鲁番文书笔记。此三册笔记的写作时间,据研究在1975年底至1978年上半年,其中亦有与"义和政变"相关的重要内容。这一发现,不仅给"义和政变"研究增加了新的学术史资料,也对当年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的工作模式与成员之间学术关系的和睦增加了了解。     

唐代“作人” 考释

1 朱雷先生曾对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预言:“麹氏高昌时期这批相当数量的‘作人’,在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一名称。”但是笔者在翻阅唐代文献时,不独在文献资料中看到“作人”一词,而在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屡屡发现。这种作人的属性及其与高昌作人有何关系,是值得讨论的。     

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

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王令。该令应“入老”事务而产生，事主身份为具有高昌特色的“羁人”,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此外，世子令的发现也丰富了麹氏高昌文书行政的研究类型，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于麴氏高昌王族族属问题

吐鲁番位居“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为塔里木盆地东部门户。北朝至隋唐时代在此建立的麴氏高昌政权与内地中央王朝关系十分密切,从其既受北魏、隋朝封赠又为唐之藩臣的史实看,属于边疆地方政权。关于高昌麴氏王族族属的问题,国内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以为其为汉族,本文对此提出质疑,并根据已掌握的资料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魏书·高昌传》、《北史·高昌传》以及《周书·高昌传》等都记载,麴氏高昌的创建者麴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论者据此以为麴氏祖先既用汉姓和汉名,又入郡县籍,所以必为汉族人,这种推测不见得是…     

高昌王令形制综论

本文认为:高昌王令分为"下令"和"传令"两种形制。"下令"以高昌王名义直接颁下,均有完整文本,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令"由王国中央出纳审查机构官员直接宣传,大致均为口令,散见于公文书的辞、奏、符以及一些帐中。高昌王令及相关公文书制度,应始于阚爽首次建立割据政权时期。但根据现有材料,只能从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时期说起。本文以高昌王令形制为切入点,结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史,依次对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阚氏王国、张氏王国、麹氏王国的高昌王令形制及相关公文书制度进行分析和解说,对其与河西政权及中原王朝相关制度的继承、差异、流变进行比较和探讨,指出: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的政治传统与河西北凉政权一脉相承,与后来高昌国的制度设计不是一个概念。高昌一直实行高昌王集权体制,高昌王令构成高昌文书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环。     

从河西张掖到西域高昌:麹氏高昌国和氏研究

和氏为中古麹氏高昌国的世家大族之一,通过对肩水金关汉简以及传世典籍的梳理,可以钩稽出和氏在张掖的成长历程及其由张掖迁往高昌的大致线索。迁入高昌的和氏在与张掖袁氏等河陇迁入的家族保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也与迁入高昌的敦煌氾氏建立了婚姻关系。和氏人物主要任职的机构是麹氏高昌国的出纳审查机构与高昌王府,显示出其与高昌王室关系亲密。将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与政变集团的婚姻关系,和氏人物官职的变化并不能反映出和氏对"义和政变"的深度参与。     

玄奘高昌国讲《仁王经》索考

玄奘西行求法,曾滞留高昌月余,期间应高昌王麹文泰之邀,为之讲《仁王经》。麹文泰之邀请与玄奘之应邀,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就当时的社会氛围而言,无论是中原抑或高昌,都存在着讲说和推崇《仁王经》的风气;就麹文泰本人而言,他既有着推崇《仁王经》的信仰,也有着希望借助佛教以缓解高昌国危情的需求;就玄奘而言,西游之前,他便已熟习《仁王经》,具备了为高昌王等信众讲说此经的知识储备。通过玄奘弟子圆测的注疏,我们依稀可以看出玄奘在高昌国讲经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与宋史研究——以鄜延路为中心

黑水城文书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对于这批珍贵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黑城学:一个更为贴切的学科命名

黑水城文书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对于这批珍贵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黑水城文献的考证与还原

黑水城文书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对于这批珍贵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创建黑水城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里程碑

黑水城文书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对于这批珍贵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     

剺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

剺面习俗在东汉至隋唐时期流行于以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中,并于唐代前期随着突厥与中原政权的频繁交往和大量降唐的突厥人内迁而被汉族等更多的民族所了解。剺面习俗在匈奴人中并未流行,突厥中的剺面习俗是由迁入西域的民族传入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分布在阿尔泰山及附近地区的鹿石面部有斜线纹,它们很可能表示的是剺面的创伤。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