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金城、西平麴氏研究

金城、西平麴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闷避难湟中,改姓麴氏,麴氏形成.东汉末,麴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麴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麴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麴氏随沮渠氏人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麴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麴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麴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从河西张掖到西域高昌:麹氏高昌国和氏研究

和氏为中古麹氏高昌国的世家大族之一,通过对肩水金关汉简以及传世典籍的梳理,可以钩稽出和氏在张掖的成长历程及其由张掖迁往高昌的大致线索。迁入高昌的和氏在与张掖袁氏等河陇迁入的家族保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也与迁入高昌的敦煌氾氏建立了婚姻关系。和氏人物主要任职的机构是麹氏高昌国的出纳审查机构与高昌王府,显示出其与高昌王室关系亲密。将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与政变集团的婚姻关系,和氏人物官职的变化并不能反映出和氏对"义和政变"的深度参与。     

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

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王令。该令应“入老”事务而产生,事主身份为具有高昌特色的“羁人”,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此外,世子令的发现也丰富了麹氏高昌文书行政的研究类型,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隋封高昌王麹伯雅弁国公索隐——兼谈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

隋炀帝曾封高昌王麹伯雅为弁国公,本文认为弁国指高丽国。炀帝大业八年带伯雅首征高丽不利,回到洛阳,封伯雅为弁国公,是准备二征高丽获胜,派伯雅镇守其地。炀帝有此奇想,是受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题记称"面貌类高丽"的启发。炀帝大业九年二征高丽,因杨玄感起事撤兵,未能如愿;大业十年三征高丽,虽自称得胜,但其时,伯雅因进行"解辫削衽"汉化改革,导致"义和政变",已逃到西突厥避难,炀帝的奇想终究没能实现。     

沮渠氏高昌政权性质考论

关于高昌王国的最初成立时间,迄今有两种基本说法,即“460年说”和“442年说”。两说的分歧在于对沮渠氏高昌政权性质的不同理解,而之所以出现不同理解,其根源可能在于对有关传世文献和吐鲁番出土考古资料的不同解读,值得注意的是《魏书》中的西域观念对研究者的影响。     

柏皇氏与中华柏姓考论

柏皇氏是上古时期的重要氏族和氏族首领,袭"伏羲之号",其存续时间较长,是伏羲族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身份,在当时被视为道德方面的表率。其族裔在"三皇五帝"时代担任重要职务,并在西平建立柏国。春秋时国灭后,柏姓族群扩大。柏姓的起源可能有多支,柏皇氏为柏姓起源的主支。中华柏姓的始祖为柏皇氏,柏芝为其祖先,祖地在河南西平,西平的"老龙头"有可能为柏皇氏陵寝所在之地。     

简牍所见西陵、西平考

西陵与西平两县自西汉初年至西汉晚期一直并行设置,西陵与西平县名两者并不存在因袭沿革关系,至东汉光武帝时,西陵县被省并,而西平县得到了保留,终东汉一代以至魏晋,西平为县不改,相反西陵被省并后却被沦降为乡、亭,古西陵不仅属于古代的西平县,而且同样也在今天的河南省西平县.     

汉唐小说文体研究综述

目前学界对汉唐小说文体的研究,主要从史传、诗歌、辞赋等与小说之间的互渗,考察其概念的归属、源流、生成和演变的原因及规律。因对小说文体起源和影响小说文体因素的起源看法迥异,学界对汉唐小说的界义、文体的形成各有所见。同时,由于对汉唐小说中出现的所有文体缺乏详细的统计、分析,研究者对汉唐小说文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阶段性特点也尚未进行全面的描述和勾勒。     

甲骨文所见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关系研究

甲骨卜辞材料显示,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形式有族氏联姻、对外军事联盟、内部政治联合三种。其中,对外军事联盟分为三个层次,以商与侯伯、方国之间的联合较多;内部政治联合分为三种类型,以王族、多子族与其他族氏的联合较为常见。这些不同形式和类型的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存在,表明商代的族氏外部关系具有平等合作的一面,商代社会结构具有较明显的族氏联盟色彩。     

汉唐时期蔡州(汝南郡)社会文化的变迁——淮河上游地域社会研究之一

先秦时期,蔡州地区是南北多种文化的交汇中心之一.战国以来,楚文化逐渐取得在汝南的主导地位,并一直延续至西汉.在儒学(经学)兴盛的东汉,西楚风俗对汝南士人的影响依然有迹可循.东汉一代,汝南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达到历史时期的顶峰,而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大动荡几乎将这一切摧毁殆尽.隋、唐、北宋三朝,河南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蔡州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这是南北朝时期孕育出来的犷戾尚武之淮西风俗能够在唐后期集中释放、北宋以后不能消弭的基本原因.南宋以后,随着河南重要地位的丧失,汝南的边缘化趋势加重,地域文化上与淮北平原合一,成为一个区域文化整体.现今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汉唐时期的"军吏"

先秦时期"军吏"指士卒之上的各级军官.秦汉时期"军吏"的层级有所下移,逐渐指"军将"以下士卒之上的中下级军官了.隋唐五代,"军吏"仍为介于"军将"和"士卒"之间的一个群体,但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范畴、作用、地位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秦汉时代东夷之道德生活

东夷在秦汉时代主要指夫余、挹娄、朝鲜、高句骊、沃沮、濊、三韩等部族或政权.就道德生活而言,虽然多数国家或部族内部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公正规范,但在民族或其政权之间却普遍存在着不公正,远未产生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道德共识.另外,还普遍存在着婚前性自由的性爱道德权利以及崇尚勇敢、强劲的道德价值趋向.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受外来影响等因素的不同,道德生活也各有其特色.     

两汉南疆农牧业地理

两汉时期的南疆,随着区域农牧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已形成比较典型的河流绿洲农业区和山麓草原游牧区。农业生产已是五谷皆种,略与汉同。畜牧业生产则是驼马牛羊,种群皆备,标志着区域农牧业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并形成合理的区域农牧业生产布局。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了以公文行政的基本制度,乡里则是国家各类文书下达与上呈的最低一级机构,大凡涉及乡里事务的公文都要下达到乡里,但学界对乡里文书的具体运作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来看,乡有多种类型的文书,乡要以文书行政,乡有秩、啬夫、乡佐直接管理文书。而里除了贯彻上级文书外,里吏、里民与其上下级之间可能没有文书往来,而以"自言"行事。     

汉魏晋南北朝碑刻同形字辨识

同形字是汉字字库中字形相同,音义不同的字。认真辨识文献中的同形字,沟通字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研究同形字的方法,对于识读和整理古籍,编纂汉语文字典词书,以及研究汉字发展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辨识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10个同形字。     

秦汉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

秦汉时期巴人形成以巴郡、南郡、武陵郡以及邻近的汉中郡、犍为郡、广汉郡为集中的聚居区,同时又因外出为官、军事征调、叛乱外迁等原因,在巴地以外的区域形成分散的居住区,形成巴地巴人集中分布、其他地区零星分布的大体格局。从时间尺度上看,秦代巴人主要分布于巴地,汉代才逐渐形成巴人集中分布与外地零星分布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与朝廷加强对巴地控制的总体思路密不可分的。     

唐宋“军伶”考

军伶指服务军营的各类音乐演艺人员,唐宋的军伶是在汉魏以来的军队鼓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时期,受京城上层社会宴饮必备音乐风气的影响,军队中开始聚集各种类别的音乐演艺人员,并设乐营进行管理。和鼓吹用于战争不同,军伶主要是在军队的宴会上进行表演。唐代乐营对军伶管理较为松散,他们不需集中军营,有宴会时才召集他们,平时他们则为生存物资而游走于士人官宦之家。宋代的军伶则完全隶属于军营,只有军营放停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军伶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宫廷音乐世俗化的表现,也是唐代京城上层音乐娱乐方式向地方下层普及的反映。     

关于秦汉、三国武术概念的探讨

中国古代武术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武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或同一时期出现多种称谓,因此我们很难给古代武术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为了便于对我国秦汉、三国时期武术历史文化进行研究,以现代武术概念为基础,结合古代武术的特点,运用逻辑学方法,对该时期的武术概念进行界定探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