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变迁

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在他们身上凝聚着整个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风风雨雨,汇集着中华民族历史探索中的优秀成果,分析这二位历史巨人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变迁,对于正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是十分必要和十分宝贵的。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演革而言,毛泽东代表着中国从落后中奋起,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早期探索,他奠定了思维方式走向现代的一切基础,这便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矛盾特殊性的认识方法,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辩证思维方法,以及一切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所创导的思维方式,使之具有了新的历史特点和现代意义,这便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唯物主义,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思维框架,以改革和开放为根本方针的现代活动方式,以战略发展三部曲和走一步看一步的操作方式相结合的现代行为方式,等等。沿着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开创的历史道路前进,中国人民必将在21世纪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     

别开生面的毕业礼——青岛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大班幼儿世博园毕业礼纪实

七月,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一地的回忆.又是一年毕业季,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即将结束三年的幼儿园生活,进入下一阶段的小学生活.青岛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在孩子们毕业之际,精心策划、周密安排了一份别开生面、验证幼儿成长的“毕业礼”一一独立24小时,一次主题为“长大”的毕业旅行系列活动.目的之一,是考验孩子在幼儿园阶段身体和心理的发展情况,展现自理和自立,象征着孩子们完美地走出幼儿园.目的之二,是通过这样一个克服困难,负重走完3公里的活动,告诉孩子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要靠坚持和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金鸡报春 福满盈门——何鲁丽等领导前往北京市第一福利院慰问老人

2005年2月8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在北京市副市长范伯元、市慈善协会会长张燕丽、北京市民政局局长赵义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市第一福利院亲切慰问了在这里生活的老人,并为老人们送上新春的祝福。     

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

上世纪30年代,何泽慧与"三钱"之一的钱三强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窗;40年代,他们的书信往返于德国和法国之间:1946年,他们在异乡举行了婚礼;1948年,他们抱着年仅6岁的女儿回到祖国:50年代,她创     

略论周公制礼和周礼指导原则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礼作为奴隶制社会统治阶级统治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周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一、周公确为周礼作者 周公在周王朝创立时,的确曾“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先君周公制周礼。”《尚书大传·周传·雒诰》亦记:“周公摄致,一年救乱,……六年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也记载:“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制天下。……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国语·鲁语》说:“若使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这些材料可以充分说明,周公在周初确曾“制礼”。 《论语·八…     

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研究——以礼书记载和实践为中心

皇帝亲征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高级别的军事征伐活动,相关亲征礼仪也最为繁琐复杂。唐代皇帝亲征礼仪记载于《大唐开元礼》,属于军礼内容之一,但经过史料考察发现,唐代皇帝实际实施的亲征活动屈指可数,相关礼仪也未见实施,徒留于文本之上。同时,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程序中需要出席陪同并分工负责的具体官员也只能是唐朝官僚制度的反映,根本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只能降低规格进而服务于唐代大将出征相关礼仪。     

"合力式家庭城市化"的过程和影响研究 ——基于68个第一代农民工家庭的分析

来自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发现,农民会根据家庭结构和其他家庭因素的变化,灵活地采用夫妻分工、代际分工和混合分工等多种分工形式,保证家庭成员弹性地选择进城还是回乡,因而农民进城的动态过程呈现出"合力式家庭城市化"的特征。家庭分工、城乡联结和资源积累等三大机制是"合力式家庭城市化"的内在结构,这种渐进式城市化道路充分地反映了农民的家庭理性,它兼具发展性和稳定性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合力式家庭城市化"揭示了涓涓细流的家庭城市化汇聚成波澜壮阔的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深化和修正了对"半城市化"的认识,对于制定与城乡发展相关的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清朝乾隆时期战争的处置和降礼

降礼是军礼的一种,包括胜利方的受降礼仪和失败方的投降礼仪。清乾隆时期征战频繁,其秉持着稳固江山,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在战争结果的处置方式、降礼的采用上,带有因事、势选择使用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本文讨论这一时期降礼的形式及其内容。     

伊尹论--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

伊尹处于夏商易代之际,处于文化转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有文字传世以来的第一代文化人,他出身于巫史,并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身份,辅佐成汤推翻夏王朝,他的国家学说、君主学说及其建立的文物典章制度,为殷王朝成为具有东方亚洲特点的奴隶制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伊尹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文化人多重身份的特点,反映了中国文明史开端时期的某些鲜明特点.     

何泛泛和她的“真人图书馆”

正真人图书馆,不同于一般图书馆出借的是纸质书籍,它借出的是一个个有故事的人。阅读的内容也是千奇百怪,有可能是一段奇遇、童年趣事,抑或是青春年少的一段感情。从别人淡淡的叙述中,去品味不同的人生,体会生活的酸涩和幸福。2016年3月,广西女孩何泛泛,成立了一个真人图书馆。她说,在这个电子产品充斥的时     

魏晋玄学的个性特征

经过汉朝四百余年的儒学统治,中国人群的“虚伪人性”问题暴露无遗。魏晋玄学家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搬出先秦已经批评过这个问题的老子,试图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提出了“越名任心”的著名命题,召唤人们回到自己的心灵,试图以此解决双重人性问题。在人心塑造上,他们倡导“心胸坦荡”、“超然自得”、“独往独来”,以此塑造强硬个性。《列子》杨朱篇“尽一生之欢”的纵欲主义更是将玄学的“越名”心态发展到高峰,变成中国方式勇敢主义的代表。“存异而不求同”、“贵得肆志”则表达了玄学对个性的充分尊重,是个性伦理的珍贵养料。“以无味和五味”是一种强烈个性的最好管理方式,在管理学的范围内,很好地解决了最令人担心的个性冲突问题。但玄学是软弱的,因此生命短暂。     

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及其文学意义

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从不同角度构建金初诗坛。何宏中、滕茂实等人以其刚烈的言行及诗歌感动金人,司马朴有所灵活的处世态度影响金初政要,长期滞留北方的朱弁、洪皓在南北诗坛都有积极的建设意义,高寿的姚孝锡更是引导金初诗歌向金代中期过渡。他们崇尚杜诗的艺术取向还开启金代崇杜的一代诗风。     

金代宗室的礼仪行为方式与民族融合趋势

金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高峰期之一。由于受到汉民族文化的熏陶,特别是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金朝仿照中原王朝设立了各项典章制度,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尤其重视礼仪文化。在此过程中,代表皇家威仪的金朝宗室的礼仪行为方式的转变最具有典型性,宗室的衣食住行处处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女真民族习俗文化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论金代社会的藏书风尚

文章从皇家藏书、学校藏书、寺院藏书、道观藏书、私家藏书等五个方面考察了金代藏书状况及其意义,金代藏书活动广泛而又持久,既与当时雕版印刷的繁荣相关,又与当时文化教育的发达相适应。这表明了女真入主中原后对文献典籍的重视,反映出一代藏书风尚形成的内在原因,加速了当时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故国莺花前朝风月——《金诗人王寂描写阜新的那些诗》连载之一

阜新地区明确而具体地被载入的史册是元朝修的《辽史》,这同周边城市如朝阳、北镇相比至少晚了一千多年。但是,阜新一经见诸载记就是个发达地区,其文明程度可能远超中原偏僻州县。原因简单,当初的阜新是靠内地移民发展起来的。契丹贵族对中原王朝频频用兵的直接目的就是掠夺财富,而俘获汉族人口是财富之大宗。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单轴人:后期现代的符号危机

后期现代(Late Modernity)是很多文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使用的术语,用来描述当今(西方)社会.例如,哈贝马斯、吉登斯、吉恩等.后期时代与后现代,不只是两个术语的区分,而是对当代社会性质的两种不同看法.     

二百年风云舒卷 一支笔彩绘斑斓——评《〈后汉书〉文学初探》

在＂前四史＂中,《后汉书》的文学研究相对薄弱。《史记》以其纪传体通史的开创性以及司马迁的不幸而备受注目。《汉书》与《史记》有较多的重叠部分,《史记》《汉书》比较,或是＂班马异同＂,已是老生常谈。《三国志》在《三国演义》的热潮下,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两晋后妃地理分布研究

分析《晋书·后妃传》所涉两晋32位后妃,可见司马氏皇帝的婚姻对象在家族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在地方门户阶段,婚姻对象主要是河内知名之世家;融入曹魏核心阶段,主要是曹魏政权的支柱性家族和重臣之女;巩固核心阶段,主要是司马氏政权的核心家族和重臣之女;维持核心阶段,皇帝的婚姻对象为中原地区稍次一等门阀的女子。这些后妃的籍贯或郡望主要分布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司、豫、徐、兖四州,兼及外围之并、雍、青、扬各州。这一分布特点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士族地位升降以及司马氏政权的权力分配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