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小说 ,它描写了主人公西门庆的家庭从拼凑形成到败落散亡的全过程。《金瓶梅》之所以以家庭为描写中心 ,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家和国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 ,也是最重要的。“家国同构 ,忠孝一体” ,家是国的缩影 ,国是家的扩大 ,国这个范围里的君臣等人伦关系、秩序原则来源于家 ,又通过家得到普及和巩固。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国家的基础 ,它的变化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变化。《金瓶梅》通过“家”这个窗口来观照“国” ,观照整个社会 ,对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有大量的描写。明末资本主…     

古典小说《金瓶梅》悲剧内涵初探

著名艺术大师王国维盛赞·《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并叹赏其悲剧性质“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1)在红学风靡海内外已成显学之际,如果说《红楼梦》描写了“怡红公子”贾宝玉的精神悲剧和“金陵十二钗”的人生悲剧以及代表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百年望族贾府由盛而衰以致树倒猢狲散的历史悲剧已无人置疑,那么追本溯源,要是指出开《红楼梦》悲剧描写先河的《金瓶梅》不独是一部世情小说,而且是一部赋有独特认识意义的悲剧却有点危险,不仅难以使人接受,而且也难令人信服,况且已有人断言《金瓶梅》不具备悲剧意义,《金瓶梅》人物的死亡没有深刻的震动效应而无悲剧性。然而笔者不揣谫陋,愿陈管见并就教于识者。     

《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考

《金瓶梅》抄本的发源地是山东诸城。邱志充本为诸诚人，董其昌、王世贞、王稚登皆与诸诚有着密切的联系。《金瓶梅》作者是明嘉靖乙丑进士、山东诸诚人丁惟宁。《金瓶梅》中的清官曾孝序即为丁惟宁之化身。诸城境内亦有一“会稽山”，山阴的九仙山即为“兰陵”。《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左右。作者丁惟宁生肖属虎，与《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西门庆同庚     

《金瓶梅》热应降温

前些年,伴随描写“性解放”方面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的禁书,古代描写性行为最突出的,曾有人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的明代小说《金瓶梅》,陆续由出版古籍的书社将全本一字不删地出版。1987年又出版了民间流传的《金瓶梅》张竹坡评点本,删去书中有关直接性描写的文字约万言。据一家报纸披露:“这本书一问世,马上引起轰动,不少文人学者不远千里迢迢登门求购,不几天万余套书即告售罄。后再版,仍供不应求,”1988年有的书社将几近失传的《续金瓶     

一夫多妻制的恶果──谈《金瓶梅》第七十五回

清初小说批评家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即如读《金瓶梅》小说，若连片念过去，便味如嚼蜡，止见满篇老婆舌头而已，安能知其为妙文也哉？”①这条读法，对于鉴赏小说第75回“春梅毁骂申二姐，玉萧泣言潘金莲”更具有针对性的启示作用。作为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词话》主要描写的是市井小人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在这个家庭中活跃着西门庆及妻妾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这一妻五妾又围绕着名利逐鹿家中。因此，苏曼殊说：“盖此书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试观书中之人物，一启口，则下等…     

《金瓶梅》原是评话说——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金瓶梅》成书以来,长时期存在一个问题,即众多学者都以为《金瓶梅》出自大名士、大作家之手。近几年来朱星同志的“王世贞”说,吴晓铃、徐朔方同志的“李开先”说,张远芬同志的“贾三近”说,黄霖同志的“屠隆”说,也没有脱离这一窠臼。这里,他们都忽视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你不了解、不熟悉某一方面的生活,你也就写不出、写不好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而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这些名士、作家,或是大官僚,或是大地主,谁也没有经历过《金瓶梅》主要描写的那么丰富、那么多样的市井生活,仅凭一些道听途说,他们绝不可能写出《金瓶梅》那样的“奇     

《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

我国古代的小说理论,往往植根于具体作品的批评之中。明代各具特色的“四大奇书”,就为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四条不同的道路。其中《金瓶梅》一书,从明末《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以下简称《新刻》),到清代的张竹坡,再到现代的鲁迅,都称之为“世情书”。它不同于《三国》描写古代的帝王将相、兴废争战,也有别于《水浒》刻划超人的英雄豪杰、刀光剑影,更大异于《西游》虚设奇幻的牛鬼蛇神,     

《金瓶梅》作者王穉登考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杰出的描写世情的长篇小说,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它的作者是谁,至今还是个谜。这个谜不解开,对于《金瓶梅》的研究就难以向纵深发展。因此,中外不少学者正在争相摘取“金学”中的这颗明珠。据不完全统计,从明万历年间到如今,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或云“写定者”),已有三十种说法:嘉靖间大名士;绍兴老儒;被陆炳诬害者;金吾戚里门客;兰陵笑笑生;世庙时一巨公;王世贞门客;王世贞;李渔;     

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著名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也是一部最具争论性的小说。自诞生以来,眨之者诋为“市诨之极秽者”(明李日华·昧水轩日记),“当急投秦火”(明薛冈·天爵堂笔余);赞之者誉为“伟大的写实小说”(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实,除去书中一些不文的性事描写,《金瓶梅     

《金瓶梅》删节本

《金瓶梅词话》,明指宋代实写明事,暴露了明代后期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它成功的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等典型形象,反映了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因此它的主导倾向是现实主义的。 但是,这部作品又有浓重的自然主义成分,表现在:1.对令人作呕的两性动作作了过分夸大、仔细的描写。这种描写竟达几十处之多,而且千篇一律,赤裸裸地表现动物性本能。这种描写,虽因明代“风气既变,并及文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社会颓风     

汪道昆创作《金瓶梅》考

《金瓶梅》作者是一个谜，现代史学家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认为：“假使我们可以把他牵就为王世贞，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把他归结到曾著有杂剧几种，和托名天都外臣编有《水浒传》的汪道昆。”     

《金瓶梅》平议

<正> 长期以来,《金瓶梅》的名声确实不大好,不仅罕有人印刷出版,就连公开阅读它也是不大敢,至少是不大好意思,怕受到不誉之毁。这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它里面有许多秽亵的描写,被人视为“诲淫”之书。所以,清初人张竹坡刊行这部小说时,硬是在卷首冠以所谓“苦孝说”,说这部书是一个孝子有所为而作的,要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体会到那个孝子的“苦心”。实际上,哪个读者也不会从中真正领会到那个虚构的孝子的苦心,哪个读者也不会相信张竹坡杜撰的所谓“苦孝说”,自然也无助于改变这部小说的名声。然而,仅仅把《金瓶梅》看作一部淫书,并不正确,至少失于简单粗暴。事实上,     

《金瓶梅》泛解

<正> 《金瓶梅》在明末已被列为“四大奇书”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当时已经问世的长篇小说之中,它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清初人又把《金瓶梅》标举为“第一奇书”,这就不管你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是和书中放肆的性描写有很大关系了。性问题不仅是研究《金瓶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是拦在你面前必须先将它制服的一个问题,否则你就过不去。指斥《金瓶梅》是“淫书”,应该说是师出有名的,虽然这个评价未免太皮相了一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宴饮描写

《金瓶梅词话》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章回小说,涉及到大量的宴饮描写。全书约有228处宴饮描写,其数量之多在小说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与其他明清小说中的宴饮描写相比较,《金瓶梅词话》中的宴饮描写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在布局分布上,宴饮描写相对集中在第九至七十九回,并以第七十八回的数量最多;在描写密度上,大宴小请频繁交替、交叉上演,不避重复;在与节日的关系上,节日的安排是为宴饮描写服务的;在宴饮内容上,包含饮食、唱曲、游园赏景等丰富的内容,并表现出浓重的市井特色。《金瓶梅词语》中的宴饮描写在宴饮内容的纵深扩展及小说叙事观念的转变方面都具有开拓意义,对《林兰香》、《红楼梦》等著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竹坡的《金瓶梅》批评观

张竹坡评点、刊刻了《第一奇书＜金瓶梅＞》，写下了十几万字的评论，肯定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总结了《金瓶梅》的艺术经验，给这部巨著以很高的评价。在中国的小说批评史中，形成了理论体系，填补了一个空白。认为《金》只不过是细细摹仿了诗经而已，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认为《金》书“乃作者一腔炎凉痛恨发于笔端”，借以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之不满；肯定其“画像”本领，“描神追影”，人物形象，历历在目。个性突出；其结构“枝枝叶叶，皆脉脉相通，却又一丝不乱”。     

《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评李时人《<金瓶梅>新论》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股不小的“《金瓶梅》热”,随之而来的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金瓶梅》研究的论文与论著,可谓成绩斐然。上海师范大学李时人的新著《〈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是其近年来《金瓶梅》研究的结晶,也代表了目前《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尤令人瞩目。《〈金瓶梅〉新论》突出的特点是“新”,这“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观念与方法的更新。《金瓶梅》是一部伟大而又复杂的小说,单纯用文学批评的标尺去衡量就难以把握其真正的价值,正如李时人同志在书中所说,“那种对《金瓶梅》采     

《金瓶梅》书中的徽州方言注释

《金瓶梅》斯书问世以来，诸多大家均认为是以山东方言写就。因为《金瓶梅》斯书是从天都外臣序百回繁本《水浒传》第23回套出，有个既定的地理背景。既然《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在山东，用山东方言似乎顺理成章。前贤姚公灵犀就说：“既叙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说归说，他们都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只是大约摸估猜而已。正如孟宪章先生在《论金瓶梅语言模式与山东方言说》一文中说得好：“清代的‘蛮’也好，现代的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     

朱星《金瓶梅考证》辨误一则

朱星《金瓶梅考证》中说:“有人说:不读《金瓶梅》就不知道《红楼梦》是怎样写出来的。因此,《红楼梦》是受《金瓶梅》的影响毫无可疑。最早持此论的是苏曼殊居士,他说: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96页)这段话有两个错误的地方,现略加辨正于下:第一,“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这句话并非苏曼殊所说。在《小说丛话》(见1903年《新小说》八月号)中,这句话是署名为“曼殊”的。但是,在当时,称曼     

论明清时期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评价与诠释

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因其存在的大量艳情描写而一直饱受争议。如何看待这些描写,将直接影响到对《金瓶梅》的整体评价。明清时期,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评价、诠释是多样性的,而这种多样性评价、诠释是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金瓶梅》是从徽州传抄出去的

《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金”、“瓶”、“梅”三个字，在小说中是指三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这三个女人都是书中的男主角——西门庆的妻妾。由于书中过多描写了色情以及性活动。所以该书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相当长时期内，一直被列为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