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视角的中国外贸顺差及其利益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外贸顺差不断加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对我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国内外有不同的解读.本文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产品内分工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和我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顺差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对我国先进要素的集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就业增加、创新能力的提高等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产品内分工、危机冲击与全球贸易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和复苏造成的全球贸易大幅波动备受关注,而产品内分工可以为分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成因提供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通过货币循环相互作用,产品内分工下的不同经济部门通过货物循环相互作用,而货币和货物两种循环的融合,使得一个初始的外生金融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行传播并形成"回荡"效应,进而演化为往复循环并不断"放大"的内生性冲击,其最终结果是造成全球贸易大幅波动.     

产品内分工与国际间服务业水平差异研究

产品内分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上对各国的服务业水平差异产生影响。通过对"金砖四国"和7个"先进经济体"国家2000—2006年的服务业差异发展的实证分析发现,产品内分工确实推动了服务业的差异性发展,且开放程度、迂回程度、交易效率等影响产品内分工的因素对服务业差异的贡献率较大。我国应在参与新型国际分工中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产业结构。     

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与中国的产业升级研究

产品内分工是当前国际生产的重要特点,它利用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跨国公司是实施产品内分工的主导力量,在收益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得大多数价值增值,并严重限制了我国的产业升级。促进我国企业突破升级困境,必须采取战略性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建立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国内竞争市场等措施,支持我国在产品分工中地位的提升。     

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代工企业的升级策略

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企业间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能力“专有”和“专用”基础上的竞合关系.低专有对高专有的依赖,低专用对高专用的剥削,使得能力兼具低专有和高专用特征的代工企业陷入能力低水平循环和“专用锁定”的状态.代工企业要实行升级策略,即依靠自身的资源积累和专有创新,并通过分散专用和加强与其他企业专用互动的方法,降低对特定专用对象的过度依赖,并逐渐形成“专有”与“专用”的良性循环.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研究：基于产品内分工视角

文章认为,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实质上是参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体现,因而要素比较优势的发挥和交易成本的节约对于加工贸易的区位选择具有特殊的意义。未来,为更好地促进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东部沿海省市应积极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以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而中西部省区则应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发挥要素比较优势。     

产品内分工格局下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的经济效应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化,传统国际分工格局逐步深化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在产品内分工格局下,国际产业转移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承接国际经济转移既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优化出口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等正面积极效应;也有价值增值低、技术依赖严重、加剧国际贸易摩擦等负面消极效应.我们应采取措施积极发挥正面效应,规避负面效应.     

从分工和专业化看我国经济增长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它给人们带来的利益是显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分工和专业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经济增长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从有利于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出发,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当前应重点采取完善市场体系、加强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力质量、发展农村小城镇、扩大农业内部分工等措施, 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国际贸易分工:理论演进与当代多层次格局

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反映了特定时期国际贸易分工的发展历史和特点,解释了各个时期出现的贸易分工现象,每一种新的理论都是对原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产品内贸易分工理论的发展则是国际贸易分工新实践的内在诉求。当代国际贸易分工业已呈现出产业间贸易分工、产业内贸易分工和产品内贸易分工三位一体的多层次格局。     

产品内垂直国际分工的锁定化风险与中国对外经济失衡形成的内在机制

超大经济规模的中国能够出现长达10多年的持续双顺差表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失衡,产生这种失衡的根源在于现行的分灶吃饭与城乡分割相互融合的体制之下,凭借过度压低的劳动力价格与地方政府对GDP最大化的狂热追求使得企业、政府都能够从按照现有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与参与国际分工获得短期的最大化利益,从而也使得企业主要是通过引进成套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对技术消化、创新能力缺乏足够的培育与相应的投入,结果企业更多的是依靠价格竞争来提高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与市场竞争优势,致使对外经济失衡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目前时外经济的失衡仅仅是国内经济失衡的外在表现,要真正解决中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消除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基于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特殊的供给形态相对应,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农业收入转向工业劳动需求。内蒙古、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判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由于工资的微调不能带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难以出清。这提醒我们,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现象很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     

国际经济失衡的成因:新形态国际分工的视角

从国际经济失衡的特征出发,本文提出了从"服务-制造"新形态国际分工的视角理解国际经济失衡的成因,并分析了其引致失衡的机制.新形态国际分工下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开放的非对称性是导致失衡最为直观的原因;国际分工演进中不断恶化的收入分配导致了"服务"国经济的虚拟化、过度需求和贸易逆差,"制造"国的内需不足、生产相对过剩和贸易顺差;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则是新形态国际分工下美国利用金融"跨时比较优势",满足其过度消费需求的制度基础.     

分工演进、交易深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本文脱离传统"渐进一激进"的讨论模式,从分工演进的视角来解读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本文认为,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是分工与交易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即不断地以分工深化来推动交易发展,不断地以包括国内交换和国际交换在内的交易扩展来提升专业化深度和分工广度.中国30年改革的重点是改变社会对专业化分工的协调方式;而开放则是一个解除对分工发展的市场规模约束的过程,以及解除限制专业化发展的技术约束的一条途径.30年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发展重点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解除对分工和交易发展的束缚、实现分工与交易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个中心展开的.     

劳动力供应、行业发展与货币供应的增长效应

在一个新的框架下研究我国货币供应与产出和就业增长的关系,并考虑劳动力供应和行业发展特征的影响。理论模型分析表明:货币供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带来产出增加和就业扩大,但也带来价格水平上升,其中存在剩余劳动力和产品满足需求是产出增长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货币供应对产出和就业增长确有促进作用,但也存在行业差别,其中产出和就业增长最快的有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批零餐饮业和综合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也有较好增长,而采掘业、制造业产出增长尚可,但就业增长不高,交通邮信业、电煤水业、农林牧渔业则产出和就业增长均不高。     

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现状、问题及对策探讨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产品对外贸易对我国国民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产业结构和进出口结构的升级 ,在对外贸易中 ,我国农产品的品质问题、出口市场过于集中问题、生产成本较高及相应的政策和体制不配套等问题也日渐突出 ,对此 ,必须适应国际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 ,大力发展优、特农产品 ,积极开拓新市场 ,进一步改革外贸体制 ,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以促进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从对外贸易发展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迅猛发展,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用"非市场经济"条款来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因此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客观地说,我国出口企业不论从竞争主体、竞争手段以及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等方面看都已经处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之下,市场经济地位不容置疑,面对美国等一些国家有意挑起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国企业应该采取相应策略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策

本文以中日贸易战为引子，在对中国对日农产品贸易优劣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针对我国“入世”的实际，只有扬长避短，在开发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特色农业、加强农产品品质与品牌建设方面下苦功，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才能占领一席之地。     

加入WTO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加入WTO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其存量将进一步增加;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既有许多现实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又有诸多制约因素,但总的来说是机遇与潜力大于挑战与困难.今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基本思路,是加快多元城镇化进程、发展非正规就业、寻找乡镇企业发展的新契机、开发农业和农村内部就业潜力、统筹城乡就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人口地理分布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协调好人与自然、劳动者与生产要素的关系.     

迈向高收入:分工分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能否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是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而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并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对其社会"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能真正破除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要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社会由层级式分化向功能式分化的转变,实现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