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社会舆论的近代转型

中国历史上,社会舆论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在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时期完成的近代舆论转型中,被誉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起到了核心人物的作用.他以其丰富的实践活动和系统、先进的舆论思想对中国社会舆论的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近代舆论转型中所体现的经验和规律对当今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仍有十分有益的启示.     

近代中国报界之巨子梁启超

梁启超既是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又是杰出的一代报人.他20几年的办报活动,一直与其反对封建专制及列强入侵,倡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斗争相始终;论办报生涯之长,创办主编报刊之多,报业思想之新与丰,宣传的社会影响之大,在清末民初尚无人能出其右者.他一生的办报活动,不仅沟通了中西方文化思想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大解放与报业自身的发展,及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革与迈向近代化,而且还造就奠定了其作为近代中国伟大爱国者、报界之巨子、杰出政治改革家和启蒙宣传思想家、传播西学文化使者中之主角的历史地位.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

中国艺术考古学奠基于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及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即遗物和遗迹。这些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功利性、多样性等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同时,艺术考古学的研究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     

梁启超的小说翻译与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

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有两个重要因素不能忽视:一是传统小说的自身转化,一是外国小说的影响.其中,外国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以梁启超的小说翻译为考察对象,从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叙事模式和小说语言等四个方面探讨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所产生的影响.     

近代民族主义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

本文认为近代民族主义不仅使梁启超以“维新吾民”作为“维新吾国”的主要途径,而且以开明专制作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有效工具,这是梁启超主张自上而下近代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尽管它最终没有能够为社会所接受,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历史价值,而且重新认识梁启超对近代化方案的选择,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不无启迪作用     

梁启超与中国小说的近代化--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的角色考辨

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担当了主导角色,为中国小说近代化历程做了三项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创办《新小说》为小说革新开辟阵地;二是努力开创小说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模式;三是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开辟现实主义新蹊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小说创作,以及他对革新小说所作的努力,使中国小说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梁启超与近代湘学的兴起

梁启超是最早提出“湘学”概念并进一步研究湘学的学者。湘学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为民主政治;二为学理精神。梁启超肯定了船山思想是湘学在近代得以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湘军、维新变法运动是湘学复兴的外缘推动力。梁启超的湘学观有助于我们了解湘学在近代复兴的客观情形,对于今天的湘学研究的开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政治文化的转型,这是历史转折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巨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他的民权思想,对于开启民智曾起过良好的作用,启发了年轻一代,客观上有利于他们的思想由臣民意识向国民意识的转变,有利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的转型。时至今日,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仍在继续。所以,重新解读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不仅使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     

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与近代侠风

在近代“救亡”的背景下,清末知识精英掀起一股尚侠思潮。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在鼓吹侠风的同时对侠的人格进行重新阐释,努力将侠改造成为国为民的英雄,使人们相信侠能够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在他们尚侠的背后,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谭嗣同主要在于对墨侠实践精神的推崇;梁启超用侠来塑造“中国魂”;章太炎高扬侠风,则将之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与中国舆论观的嬗变

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报人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新闻舆论思想,开启了中国近代舆论观嬗变的端绪,影响了中国近代舆论观的变迁。回顾中国近代舆论观的演变过程,可以透视梁启超舆论现的历史地位与其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     

回顾与省思：梁启超和湖南时务学堂

梁启超对时务学堂评价颇高,而言及后来的教育界,则多表忧思。从清末时期之新式学堂,到民国年间的大学建设,梁氏皆曾亲任其事,出于切身体会的思考,也因而更具价值。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教习,乃因其新学造诣与变法立场,契合于湖南士绅讲求实学、开通风气的诉求;梁氏则将在湘事业,视为贯彻康派方针的良机。时务学堂育才良多,得力于维新时代的学风所成,梁氏等人对“立志”诸义的强调,也切中当下教育的某些偏弊。     

王国维与梁启超

王国维与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分别以现代形态的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建构了新史学的学科观念和学科体系.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与王国维颇多学理上的趋同.两位学者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梁肩超追求政治生涯的辉煌,王国维则怡然自得于学者的本分.王国维去世后,梁启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推举王国维的人品和学问,并初步从学理上总结其治学特点,强化了王国维的大师地位.两位大师的杰出学术成就及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论梁启超的审美趣味观

梁启超把趣味看成生活的根芽和基本内容,从中反映了梁启超审美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和社会理想。在他的趣味论思想中,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并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更有着自己独到的体悟,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他所谓的趣味,主要是指一种积极的、快乐的、有生意的情怀和充满活力与灵性的审美感受,具有丰满、充盈和富有生机等特点。它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体现了他对人生、对生命的肯定,表现出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生命意识。它以敏锐的感觉器官为基础,需要诱发机缘,表现为内在情感和外在环境的契合,体现超越功利的“无所为”与责任心的统一,并具体论述了获得趣味的三种途径和因势利导的趣味教育。     

梁启超父女与百年中国图书馆

20世纪中国图书馆走过了开创、发展、挫折和复兴之路,梁启超父女的图书馆活动几乎贯穿全程。他们相继为中国现代图书馆的思想宣传、建设管理、理论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构成了百年中国图书馆精神的象征。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基于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一书,归纳分析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看法。梁认为李鸿章是"真将将之才"的兵家,是"为时势所造"的洋务"英雄",是"应龙入井"的外交家;认为把晚清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将"怨毒集于李之一身"是不公道的。梁与李"政治上为公敌",然能以公平之心为史,所述凿凿,所论淳淳,为今天评价李鸿章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审视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