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中隐观与中隐园林

仕与隐一直都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难选择.作为中唐文化的代表,白居易调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出仕与退隐中达到了很好的平衡并提出了中隐的概念.白居易亲手建构的私家园林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     

白居易"中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中隐"是以庄子的逍遥人生为理念,远离政治斗争的遂性自由的生存哲学和方式,其核心是"适",在适性逍遥的前提下,再安排对社会、家庭、国家、民族的责任.这是一种强调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现代人本主义精神,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专制集权社会,这一思想是超前的.而且,其适性逍遥并不是其最终的目标,其最终的目标是以适性逍遥为保证,实现自己的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故白居易"中隐"对后世苏轼、明代三袁均有很大影响,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这种影响终于以浪漫精神衰退为特点走向另一种形态.     

传统隐逸文化与白居易之隐

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现象,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士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呈现出多样形态。唐代诗人自居易将“中隐”作为晚年立身行事的准则,在大量闲适诗中表现出其中隐心态。在传统隐逸文化的背景下,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一种随遇而安、既求超脱之境又无法彻底超脱的并不纯粹的折中之举,但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又有积极的意义。     

论白居易的"知足"与"不足"——兼论其忠州起复后之仕隐心态

"知足保和"已成了白居易明确的文化印记.但其实,自居易之"知足"更多表现在物质生活层面,他对其一生的政治理想其实有着强烈的"不足".忠州起复之后,其思想演变相当复杂而且时有反复.他在遭受了再次的政治挫折之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走向了"中隐"与"独善",但其内心始终没有放下"安人活国"、"兼济天下"的"功名"之想,表面上优游安闲、"省分知足",内心却是有着深深的"不足".     

三峡"谈局"

三峡把歇后语叫“谈局”。谈局的名称从不见经传 ,却比歇后语更恰当。谈局把三峡方言方音利用到极致 ,达到了诙谐风趣的喜剧效果 ,它是民间作家公开进行的妙趣横生的口头文学创作 ,是有特色的三峡文化。它是野性的 ,也是文明的 ;是原始的 ,也是现代的 ,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从白居易有关履道池台的诗看其中隐思想

履道池台既是白居易晚年生活的主要场所,亦是其精神的安稳栖息地.其有关履道池台的园林诗,细微真切地反映了诗人的"中隐"心态.借助园林物象设置,诗人营造出一方丰富的精神天地,透过园林物象,感受着无限灵动的宇宙世界,获得精神上的拓展和愉悦.诗人以幽深绝俗的心境观照园林自然,注重园林隐逸氛围的营造,创造幽深诗境,体味闲适意趣.晚年白居易的心态,反映出中唐以后文士们精神需求的变化.     

论白居易的《中隐》与魏晋人物生存观念之关联

白居易与魏晋名士的隐逸因由相似.科举时代文人通过中隐,不弃仕宦,确保了魏晋时代门阀体制下类似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基础.较之魏晋名士纵心玄远以求永年,白居易倾心食禄关注现实.中国传统中庸哲学运用于隐逸行为上,体现为物质基础与身心自由兼而有之,是为科举体制下的次优选择.     

论内隐学习的本质特征

本文论述了内隐学习的无意识特点,提出内隐学习的本质特征,即有自动性、抽象性、理解性和知识的合用性。     

净明道的道德观及其哲学基础--兼谈道教"出世"与"入世"之圆融

宋元净明道的道德主张多具有入世色彩,且曾受到过儒家学说的影响,不过,净明道的学说却与儒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将入世行为与宗教修炼融为一体的特征.这种圆融"出世"与"入世"的学说之思想基础,乃存在于传统的道教哲学之中.     

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隐逸是中国士人心理—行为哲学的命题之一,也是士人内在价值取向与处世态度的外在表征。隐逸历经小隐、大隐到中隐的嬗变,三者有轩轾之别,高下之分。隐逸在其历时性演进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隐逸精神化、世俗化的走向,反映了在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势统的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和重新定位。     

论白居易闲适诗中的现代休闲思想

白居易闲适诗中渗透着古代休闲观念所独有的文化意蕴和休闲思想,白居易以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格,总结了唐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文精神和生活体验,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其闲适诗中包蕴的现代休闲思想如体悟大自然、＂无所执＂的平常心、生活的情趣,其中表现出来的物我一体、返朴归真、宁静和谐以及追求精神自由等思想,实际是白居易的一种生存智慧,是一种尽情享受生活乐趣的快乐哲学,对今天的人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论白居易洛下闲适人生及其文化影响

中隐洛阳是白居易人生的重要转向,诗人栖心释老,在世俗生活中以平常心追求大自在,其歌诗审美再现了他洛下闲适人生的不同境界——饥餐困眠、知足无求的日用境,在家出家、任运遂性的自在境,包容互摄、不二无碍的圆融境。三者层次渐进又交相辉映。这种诗意栖息是诗人洞察社会政治、体悟人生的结果,它彰显了诗人心灵的嬗变,对后世尤其是宋、明两代文人的人生心态、生活方式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解读白居易咏庐山诗的人生意识

白居易自唐宪宗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司马后,深感自己政治理想破灭,政治态度由积极而转向消极,人生意识形态也开始复杂多变.这些变化,也必然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来.他在咏庐山的一些花木等诗篇中,则明显地呈现出这一时期的思想特征.     

白居易行政管理思想简论

白居易作为我国唐代的一位政治家,提出了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慎重运用刑赏二柄的行政权力思想;求贤用贤、量才适用,提高君主和臣下素质的人事行政思想;以民为本的政策思想。这些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唐后期的国家治理具有建设性意义。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

白居易诗集中有"感伤诗"一类,但他却带着贬抑的态度看待它。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诗学史视野以及一直被学界忽略的思想史视野。具体而言,感伤诗的核心内涵是日常生活中的感伤之情。白氏基于诗教观以及性情之辨观念,做出轻视感伤之情和感伤诗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感伤诗在其创作历程中由盛而衰的关键原因。白居易诗歌作为体现唐宋诗歌转型的典型之一,他对感伤诗的认识和态度,有助于理解"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性情之辨此一哲学观念深刻影响文人生活以及文学的典型例子。     

陶渊明对白居易创作的影响

本文主要评述陶渊明对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的影响,兼及陶诗对白诗在艺术方面的影响.     

论敦煌白侍郎诗与白居易通俗诗风的民间影响

敦煌遗书中有几篇题为"白侍郎"作的俗体诗文,一般认为是民间诗人托名白居易的创作。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白居易的诗学思想反观这种托名创作,可以看出白居易所倡导的通俗文风,及其早年写作新乐府时贯彻的训俗理念在世俗民间得到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