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降低问题在土地整理过程中的解说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解土地整理中的交易费用土地整理是土地资源实现永续合理利用的重要环节。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土地整理主要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土地整理主要是指对农地的整理,广义的土地整理包括土地的复垦和对土地资源的开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耕地的有效使用量,在现阶段耕地资源大量被占用的情况下保持整个国家耕地总量的一个动态的平衡。国土资源部的土地整理的内容将以农地整理为重点逐渐涵盖一些土地复垦和开发。交易费用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因交易行为而产生的成本和费用。交易费用理论中所涉及的交易,包括了在经济…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的评价

运用协同论,探讨开发区土地系统集约利用的协同机制,测算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潜力,并以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建设用地供需基本平衡,但是可供开发的潜力较低。在今后开发区扩展过程中,通过构建集约用地制度体系、研究合理评价方法、提高用地企业准入门槛、加强土地供后监管等是确保土地集约利用的关键。     

论现阶段农村居民点整理

现阶段我国在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为了提高土地的集约化程度和用地效率,使农村土地得到合理、有序和科学利用,在农村地区大规模开展新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可以将许多闲置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同时将利用不当的居民点     

当前海北州建设用地供应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如何保障海北州土地资源现状以及重点工程项目的土地供应等情况,本人深入各县主要城镇进行了实地调研,形成调研报告。一、海北州土地资源利用现状 海北州可利用的土地贫瘠,土地资源十分紧张,特别是近几年建设用地的迅速增加,使土地供应中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由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江油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情况调查与分析

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经国土资源部批准。2002年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确定江油市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试点城市。笔者的调查及分析表明,该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及流转管理有一定借鉴意义。     

浅谈农村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正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政府招商引资力度明显加强,建设用地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大量农村集体土地逐渐被征为国有。由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及一些地方利益驱使等因素的影响,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现象时有发生,这成为农民上访、社会矛盾激化和土地纠纷繁杂等主要因素。如何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一、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     

土地信托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

正土地是最基本的农业要素,土地问题事关"三农"的根本,科学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然而,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许多地区出现了土地闲置、抛荒的现象,迫切需要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现阶段我国土地流转存在思想观念制约、缺乏保障机制、流转方式不规范等问题,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状况分析和土地经营权入股

一、我国农村土地“负担化”后的土地流转现状 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当代改革开放打响的“第一枪”。20多年来,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并在很大范围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分散经营的小农生产已经难以与现代农业规模经济,产业化经营的要求相适应。从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农村承包制面临四     

浙江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调研

通过对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7个地区的实地调查,揭示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中市场交易制度、农地产权制度、政府行为等关键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相关因素对农户流转意愿的交互作用,并提出明确政府各部门的土地管理和服务职能、创新土地流转机制、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     

十年后谁来种地？——南充市关于土地流转的调查和思考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保障。土地问题仍然是当前南充农村的核心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承包”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土地的合理流转变成了当前深化农村改革、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一个重大课题,深刻认识当前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建立土地流转的新机制,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促进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建设,实现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化,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举足轻重的…     

一级市场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化研究

我国现行土地制度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包括国家原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此项制度造成了土地一级市场中土地供给的政府垄断行为。本文在针对当前这项土地制度弊端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土地一级市场中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化,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RS和GIS的西藏可利用土地资源评价

可利用土地是省级主体功能区域划分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指在一定空间尺度上可作为后备建设用地的土地.近几十年来,西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供求矛盾也渐趋激烈.科学、客观地评价区域可利用土地资源,规范空间开发秩序,优化空间资源配置迫在眉睫.文章利用RS&GIS技术,以乡域为评价单元,评价了西藏可利用土地资源的空间分布、数量特征、质量特征.结果表明:西藏的可利用土地资源面积约有510万公顷,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总体上较为丰富,但其分布不均匀,且质量较差,仍存在供需矛盾尖锐的问题.政府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和效益.     

湖北省土地政策评价模型的政策变量分析

土地利用政策评价是土地政策废、改、立的主要依据,对配置政策体系、提高政策质量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土地利用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出发,运用生产函数,将土地制度和土地调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量化;提出土地制度建设的推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但土地调控的反复性和短期性对经济有负面影响的结论。     

农业农村体制究竟怎么深化改革？（上）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2020年注定是要载入中国史册的一年。在这一历史时期,"三农"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为此,本刊特别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天勇先生为如何通盘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个人解答,以期在盘点重点问题、认清内在原因、寻求关键改革中,找出破解之道和综合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农村土地交易和资本化改革,会导致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农民缺乏劳动依靠吗?土地使用财产权年期是中长期为宜,还是久远期为宜?农村土地改革,耕地放开交易等,会造成粮食生产不稳定,危及粮食安全吗?作者在这些问题的思辩中,从经济学角度、国际比较以及中国自身实践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看法和政策建议。本刊将分两期刊登精华,以飨读者。     

浙江海宁市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探析

近年来，浙江海宁人均耕地减少，土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针对其现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及批后监管情况，通过分析其土地供应结构、国土部门监管较弱、个别行业发展规模过快等存在问题，提出进行节约集约用地目标责任制考核、抓源头严把建设用地第一关、注重内部挖潜盘活存量等五项措施，以及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建立土地证验证制度、实行信息互联共享等建议。     

四川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及对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土地流转方面特别强调,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本文作者在对成都、攀枝花、南充、绵阳和德阳等市农村土地流转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聚焦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推进方式：从“三自一引”到“三化创新” 2012年，内江市完成了5个试点村的农村产权改革，共颁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含宅基地）使用权、林权、房屋所有权等五类权属证书8214册；2013年，在24个乡镇开展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涉及406个村、4294个村民小组、26．8万户；     

区域经济文摘

新型城市化要走土地集约利用的道路 研究表明，1980～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占用的建设用地为1004平方公里，2006～20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占用的建设用地将达3460平方公里，未来中国推进城镇化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土地供应保障瓶颈。为此，今后应着力：优化新区建设用地，提高新区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应充分利用城市存量空间，加强对现有建成区的再开发，以减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成本，提高新区土地集约利用效率。     

土地规模经营的生产模型分析

我国土地长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规模较小,难以进行土地规模经营。文章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土地规模经营模型,以河南豫东农村地区土地经营的劳动力投入和种植面积为样本数据,模型估算出当前农村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合理数量。模型分析结果认为当前农村需要转移大量劳动力才能够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农村地区应加快城镇化建设,引导劳动力转移,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建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才能够有效推动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