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丁戊奇荒中的博弈

有四股力量参与山东丁戊奇荒赈灾,分别是传教士、官府、本地士绅和江南士绅。他们运用各自的资本,在东赈这个舞台上展开博弈。从权力的视角来看东赈场域,可以看到四股力量多元平衡的格局,从文化视角看东赈场域,可以看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既对立冲突又相互合作的格局。     

晚清时期山东的“丁戊奇荒”及其救济

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四年,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史称"丁戊奇荒"。山东地区在此次特大旱灾中首当其冲。灾荒形成的原因,从自然角度来说,当时全球发生了较强的ENSO事件,且山东地形较为复杂;从社会角度来说,吏治腐败而又"民鲜盖藏"是两个主要方面。灾荒给山东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农作物严重歉收,粮价飞涨;部分百姓迁徙他乡,大量人口死亡。面对严重灾情,作为传统社会赈灾主体的中央政府及山东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江南士绅和外国传教士在赈济中所起的作用也十分突出。     

“丁戊奇荒”: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

光绪初年的华北久旱,以其大范围的蔓延和长时间的连续造成北中国触目惊心的饥饿、时疫、死亡和流亡.在农业经济的中国,荒政曾是国之大政.但时当19世纪70年代初期,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刚刚过去,国库空虚,地方的仓储也空虚.因此,以荒政为家法和旧轨,则国家不能不主持赈济;而巨祲交逢衰世,朝廷和地方又都没有足够的物力施行赈济.与这种深深的困境相对应的,是内廷焦灼,州县竭蹶,旱境里的灾民因饥饿而死,办赈务的官员因劳瘁而死.焦灼和竭蹶,饥饿而死和劳瘁而死,既写照了天灾下的社会相,也写照了儒学民本主义在衰世里的最后一点余晖.而在国家权力之外,"南省"工商社会和西教教会各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入华北助赈,又显示了19世纪后期的世事变迁,荒政亦变迁.     

"丁戊奇荒"之际晋南方官员的善后措施--以解州知州马丕瑶为例

"丁戊奇荒"之际,受灾地区地方官员在赈灾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善后工作.其中,解州知州马丕瑶把善后工作的重点放在清丈土地、均减差徭、整顿仓廒、鼓励民众参与生产、进行社会教化等方面,这些都是备荒建设的重要措施,一定程度上利于恢复和提高地方防灾防害的能力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也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灾异思想影响下的政府应对：以“丁戊奇荒”为例

灾异思想在晚清社会依然发挥着影响。在严重的“丁戊奇荒”期间,灾异思想被激发出来,并且在影响着整个社会。清政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祈雨活动,诰诫大臣敬畏天戒,认真修省;下诏罪己,将灾异发生的责任归咎到政府治理不善,同时诏求直言,希望大臣上书揭露政治弊端。这些都表明,灾异思想对于儆戒君主改善政治、揭露社会弊端具有一定作用。     

"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兼论光绪二年江南士绅苏北赈灾行动的性质

虽然光绪初年爆发的"丁戊奇荒"主要打击了华北地区,但其对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区域即江南同样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而学界以往的考察,基本上都忽视了从江南的地 方性视角出发来理解这场灾荒的意义,因此在论及中国近代救荒事业的一个重要变动即晚清义赈的兴起时,其判断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在单纯面对这场灾荒的情况下,江南地方的种种反应都贯穿着捍卫乡土安全的地方性立场,而其间出现的江南士绅前往苏北赈灾的行动,在本质上仍是江南自明清以来地方性救荒传统的某种延伸.这就提醒我们.在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时,切不可过于低估内在传统资源的能动作用.     

“丁戊奇荒”之际晋南地方官员的善后措施——以解州知州马丕瑶为例

“丁戊奇荒”之际,受灾地区地方官员在赈灾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善后工作。其中,解州知州马丕瑶把善后工作的重点放在清丈土地、均减差徭、整顿仓廒、鼓励民众参与生产、进行社会教化等方面,这些都是备荒建设的重要措施,一定程度上利于恢复和提高地方防灾防害的能力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也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民国时期的赈灾启事研究——以1931年《申报》报道为例

发布赈灾启事是民国时期灾荒发生时政府和社会组织领导和参与救灾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赈灾机制中的一个必要程序.赈灾启事分为乞赈、报告、鸣谢等类型,有不同的发布主体.启事中反映出社会参与赈灾的多样化助赈方式.每个发布主体都非常讲究启事的行文、措辞和图片设计,注重启事表述的语言艺术,并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某种诉求.     

巨灾救助的理论检视与政策适应——以“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为案例

灾害救助是一个满足灾后需求的过程。巨灾引发了巨量的、多元的、长期的救助需求。对"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的案例研究表明,"浪涌能力"、"社会脆弱性"和灾后恢复的社会过程在资源需求数量、受灾者需求的内部差异性和灾害需求持续时间三个维度上都对灾害救助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灾害救助政策需要回应这些要求,通过"全危险"物资储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等方式来增加救灾物资储备的弹性,通过开展社会脆弱性评估,并依据社会脆弱性的分布来发展和培育NGO满足差异性需求的能力,通过发展本地社区互助网络来推动灾后恢复社会过程的实现。     

试论华洋义赈会的工赈赈灾

华洋义赈会,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简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舍办的慈善救灾团体。它以“防灾胜于救灾”为基本理念,认为工赈是最为科学合理的赈灾方式。在灾时与平时以工代赈赈灾恤贫。其工赈规模大,成效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先秦时期西北地区灾荒资料研究

先秦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西北地区灾害发生更为频繁。但这一时期史册不全,史官制度建设不完善,影响到相关的灾荒史料不甚充分,灾荒资料分布比较零散,大多是零星分布于《诗经》、《春秋》、《左传》等历史文献中,虽然言简意赅,但也不失为研究先秦时期灾荒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源。     

近代山东移民与本省的社会赈灾活动述论

近代以来,随着旅外人数的增加、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现代信息媒介的普及等,山东移民也频频参与本省的赈济行动之中,其参与途径包括帮助逃荒同乡、争取国家救济资源、捐助或募集善款等;这既减轻了山东的赈灾压力,保住了更多灾民的生命,也增强了与家乡的互动和联系。     

减灾救灾社会责任及其机制研究

目前,中国处于对未来发展决策的关键时期,未来5年-10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向.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中来,如果大部分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促进更多的人民参与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     

《周礼》备荒救灾思想浅论

《周礼》中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备荒、抗灾、救灾思想,其主要措施有储粮备荒、禳天弭灾、节财省用、减赋免役、调粟赈民等。救荒赈灾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同时,积极鼓励邻里互助,共度灾荒。     

团结亲爱·嘉惠灾黎·告慰同乡：河南旅沪同乡会的事业（1930—1950）

近代以来,上海这一移民城市中,兴起了大量同乡组织,其中河南籍移民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但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自清末民初始,河南旅沪同乡相继成立了各类同乡组织,在原籍日益严重的危机中,河南旅沪同乡会于1930年成立。它建立了自己的活动场所,确立了活动宗旨,以团结帮助同乡、赈济家乡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并在逐步融入上海城市的进程中,保持了上海与家乡的桥梁地位,为家乡的发展尽着自己的努力。不过,虽然它为自身的生存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但因没有稳定的经济、社会支持,以及河南作为家乡的破败,其事业的发挥亦不稳定,最终走向解散。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传统延续与制度创新--近代福州的社会救济事业研究

福州传统时期的社会救济以个人善行、善社善举和官办惠政为主要形式,带着明显的道德色彩.清末民初,官督绅办的地方自治机构试图重组社会救济事业.国民政府初期,当局也提出了改造方案.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而民间主导的社会救济事业,则利用了既有的救济传统和社会资源,实现了全国化、全城化与社区化的发展,创造出一套以社会组织的普遍参与为特征的"整体性应对"的救济机制,展示出延续传统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