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的章句类型及其演变

《诗经.国风》多数作品采用奇数章成篇、偶数句成章的原则,构成奇偶相生、阴阳互动的形态,是后来新体诗结构模式的原型。《国风》每章句数多寡不同,每章句数较长的作品多见于西部和西北地,其余地域的诗歌则多数是短章。《国风》的长章多用于叙事,短章则重在抒情。《国风》的章句结构继承的是原始歌谣的传统,但章句的组合方式又存在有序和无序之分。章句排列无序的作品有的是抒发感情的需要,有的是产生的年代较早,还有的是随着历史推移而发生的演变。     

殷周两代的文化传承与 《商颂》 的流传

《商颂》 见存于 《诗经》, 有其历史渊源. 商周之际, 殷商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渊源. 西周以后, 它演化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商颂》 进入鲁国是华夏诸国文化交流的结果.它保存在今本 《诗经》 中当与孔子有关. 《商颂》 流传过程所表现出的殷周文化融合的纵向与横向作用,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上颇为典型, 是一极具理论意义的文化个案.     

《豳风·七月》的作者及其思想倾向

《七月》是《诗经》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由于该诗全面地反映了周代早期豳地农业生产劳动的情况,也由于该诗共八章八十八句,是《国风》中最长的一篇,因而历来为《诗经》研究者所重视。但对该诗的作者及其思想倾向,仍是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因而颇有重     

先秦礼乐文化与《周颂》农事诗的历史演变

《诗经·周颂》中的农事诗共计六篇,几乎占据全部《周颂》五分之一的篇幅.除耕作内容外,祭祀是农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事诗的祭祀对象又分为农神与先祖,它们是研究《诗经》与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篇章.     

浅论《诗经》中的“美女”

《诗经》中的关女对后世美女有着某种模式性的影响，是关女的文化源头。《诗经》中对女性美的描写散见于十多篇《国风》中。仔细阅读这些描写美人的文本后，我们发现，《诗经》里的关女有两个层面。其一，女性的整体之美。其二，女性的外在美。在《诗经》里我们分明能感受到男女身份上的相对平等，男性的审美目光是平视的。     

《周颂·有客》与周代宾礼

《诗经》是记载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文献,周代五礼在《诗经》中皆有反映。授絷是周礼中的一个重要仪节,《周颂·有客》所载授絷等具体送宾仪节,反映了周礼敬的内涵,它是周王抚有天下的伦理基础。由该篇的讨论,还可窥见《周颂》性质的一个侧面。     

《诗经·秦风》与周代礼乐文化

自东汉班固始,历代论者多以“尚武”为《诗经·秦风》的特征,但这是不全面的。在崇尚武功而外,我们从《秦风》中处处可见周代礼乐文化的印记,此即季札所说的“夏声”,而历代论者大多忽略了这一重要现象。《秦风》中所见之周代礼乐文化,具体来说有车舆、马政、燕礼、田狩、朝觐、聘问、丧葬、饮食等礼仪。     

中国上古诗歌的历史文化观照──评姚小鸥的《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

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无疑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保存了三百余篇古老而优美的诗歌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审美价值，而且因为《诗经》作品广泛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示出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情感，具有高度的历史文化价值。既然世界上各古老文明的历史发展，总是与诗歌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就像《伊利亚特》、《奥德赛》两大史诗开启了西方文化的长河，《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两大史诗闪耀出印度文化的曙光，《诗经》、《楚辞》两部…     

《诗经》与先秦诗学的政教色彩

先秦诗学的总体特征是以政治功用的眼光与标准来评价作品,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诗经》,其具有的特殊性无疑与这一特点的形成关系密切。《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其表现的内容也大多围绕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政治意味相当浓厚。儒家士人更是站在政治的角度对《诗经》进行阐述。而《诗经》的"言志"功能则进一步表明:在先秦,诗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满足某种政教需求或理想。     

论《诗经》的文化品格

《诗经》是周代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的产物。其对德政理想的向往,对开明政治的追求,充满了宗法家族的人情味,渗透着浓厚的原始民主思想。它代表了当时最为发达的文化水准和最为进步的价值取向。受中国古代传统思维重直观、取象、感悟的特点以及“执两用中”的辩证法观念的影响,《诗经》体现出和谐含蓄、对称统一的审美追求。其文化品格,在后代宗法制社会长时间的延续过程中,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原型意义。     

发愤以抒情的坦率表白和精心调遣——屈原《九章》对创作缘起的交待

<楚辞·九章>有4篇作品明确标示创作缘起,指出这些作品或是为抒情明理而作,或是出自心理宣泄和自救的需要.屈原对创作缘起所作的交待,反映的是感性和理性的兼顾、真善美的统一,是研究古代文学思想史的宝贵资料.屈原对创作缘起的标示,继承的是<诗经>的传统,所涉作品都是讽谏批判之作,同时,对相关作品的文体称谓呈现多元化的倾向,所用的术语不是严格意义的文体概念.<诗经>交待创作缘起的诗句都置于作品结尾,形成固定的模式.<九章>标示创作缘起的诗句分布,则是不拘一格,具体位置多有变化.     

周礼与《诗经》关系探析

"六经"是西周春秋时期教育学生、教化民众之教材。其中,《诗经》言简意赅,大多押韵,便于诵读,可谱曲演唱;赋《诗》言志,是贵族高雅之举,在燕飨聘问、宗庙祭祀之时,参与者常征引《诗经》,传递情感,表达礼义。故将《诗》、礼与乐三者合而为一,使《诗》与乐不仅是行礼之重要环节,也是周礼之组成部分,成为周代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     

《唐风·扬之水》有脱句

《诗经》中有三篇《扬之水》:《王风·扬之水》、《郑风·扬之水》和《唐风·扬之水》。前两篇都是很标准的叠咏体,而《唐风·扬之水》的章句却不相等。在国风中,各章的句数不等者共九篇,我们认为都是由错简、脱简、传抄失误造成的①。因为风诗是春秋时代的乐歌,为了反复咏唱,各章的句子可以相似或相同,但各章的句数必须相等,以便用同一曲调反复咏唱。这如同现在的多遍歌词,各遍的歌词可以不避重复,但各遍的句数必须相等。据此,《唐风·扬之水》应为三章章六句,怀疑第三章脱二句,试拟原诗章句如下。疑缺之处,以□代之。     

雅颂形成与《诗经》的类型结构

雅颂是天子礼乐,包括三代以来的诗歌,但都与周代有关系。商周原是西部联盟,功德攸关,因此,《诗经》整编时保存了商朝的商颂;周公享受天子礼遇,因此有鲁颂,于是颂三分为鲁商周,《诗经》就不仅仅是周诗了。周太师确立的礼乐四诗主要是雅颂诗。雅颂诗的产生时间是周公时代,为礼治仁术,逐步成为经典,以后代有续作。礼乐崩坏,风诗大量产生,孔子正乐主要是郑声一类的风诗。因此,《诗经》的形成时间是逐步的,到孔子时代最后完成,而风雅颂主要是按照历史、地位来确定的,不是根据音乐来分的。     

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的政治诗学

诗歌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丰富的礼乐功能.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诗歌的礼乐功能主要表现为“礼别异,乐合同”、“诗言志”、乐教与诗教三方面,而这三方面又是对于《尚书·虞书·舜典》所提到的诗歌“神人以和”、“诗言志”及乐教三方面功能的礼乐化改造与发展.     

从《诗经》看周代天命观念之兴衰

天命观念是周代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相对于此前的殷商时代，则周代天命观念在继承之中颇有损益，一方面体现出上古文化发展的内在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鲜明而新颖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保存着大量足以印证周代天命观念由确立到衰微整个历史过...     

审美与道德的交响——《诗经》的伦理品格及其文化意蕴透视

《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其文本中涉及了子孙之孝、兄弟之睦、婚姻之好、宗国之忠、天人之和、君子之德等诸多伦理范畴;《诗经》作为一部上古诗歌总集,其深厚的伦理价值意蕴植根于周人农业血缘宗法社会的文化土壤,是人类固有的游戏精神、诗性智慧和宗教伦理结合的产物;《诗经》在周人特定礼乐文化生态中形成的将审美与道德紧密绾合的特点,对古代道德和审美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国审美文化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向度,这对于今当代中国诗学走出拘囿于个体"唯美"的无病呻吟,探索诗学精神价值重建之路不无启示意义。     

国风的时代和史实

《诗经》多系无名作家的作品,而《国风》尤其是这样。《诗经》是周代的诗,但具体的年代则不易确定。不过就诗论诗,就诗的本事论诗,也许我们可以撇开很多成见,而有一种新的可靠的看法。因为就诗的本事论诗,可以推出那个时代。我们所说的本事,又是诗里所见的,而不是一般注家的牵强附会之说。但可靠的注释和材料,我们也不轻易放弃。下面就把十五国风的时代和史实加以论述,从诗中所表现的本事推测其时代。     

《郑风》错简臆断

《诗经·郑风》二十一篇,各篇的时代、地域、作者不可考。从邶、鄘、卫三十九篇诗看,不是按时代、地域、作者,而可能是按音乐、章数、唱法的不同分类排列的。“郑风”也应如此。“郑风”前六篇《缁衣》等皆三章。其共同特点有三:都采用重章叠句;各章的句数、字数相同;三章的内容一致。后十五篇中有十一篇为二章,它们的共同特点也是重章叠句,两章的句数、句式、字数相同,内容一致。而其他四篇——《女曰鸡鸣》、     

周代礼制的嬗变与雅乐内涵的变化

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雅乐体系的发展与成熟相一致,与《诗》文本的结集和形成相一致。雅乐作为周代典礼制度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典礼的内容与形式直接决定了雅乐的艺术构成,而典礼制度的发展变化,带来了雅乐内涵的变化。典礼、雅乐和《诗》三者同源同构,三位一体,共同构筑起周代礼乐文化的整体框架。三者关系的解构,同时也意味着周代文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