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作者施耐庵生平研究

以文物史料论证《水浒》作者施耐庵为元末明初人,与抗元盐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同乡,为"泰州白驹场人"(白驹今属盐城大丰市),介绍施的生平和重要诗作,并附《施耐庵新传》。     

《盐城古今吟》释评——咏白驹诗释评之一

白驹是盐城市大丰县境内通榆公路线上的一座古镇。一九四○年十月新四军、八路军会师于此;《水浒》作者施耐庵的故居和施氏宗祠存址于此;元朝末年张士诚揭竿造反于此;扬州八怪郑板桥设馆教书于此;清代著名作家孔尚任、李汝珍等曾留踪于此;清康熙时的白驹学社(又名诚意书院)设立于此。白驹堪称盐城海滨文化、革命圣地。     

《水浒传》作者兴化施耐庵新证

本文以宋、明以来史志及地方史料为依据,分析认为:白驹场从宋代至1952年大丰建县前一直在兴化境内,从宋至清,除盐户、盐课外归兴化县管辖;大丰建县后,白驹场的绝大部分仍在兴化境内;"兴化白驹场"决非"今属大丰",更没有理由认为"兴化白驹场"就是"今大丰白驹镇";施耐庵故里(包括阳宅、阴宅)应在兴化县白驹场施家桥(今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     

盐城《古今吟》释评——咏白驹诗释评之二

耐庵故乡吟草(由白驹乘舟访耐庵墓)张惠仁遍地花黄水映黄,波光又染作虹光。轻舟初访芦花荡,大笔早描锦绣章。隔岸驹场迷晓雾,盘球狮子沐晨阳。耐庵泉下泰然卧,评说由人论短长。〔释评〕①白驹是盐城市海滨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古镇。古今咏吟白驹的诗较多,本刊“地方文史研究”专栏曾陆续作过一些释评;今年第一期刊发了专栏专题文章——《咏白驹诗释评之一》。     

三证《水浒》作者为白驹施耐庵

在《水浒》作者的考证上,重视口传史料,从文献记栽、出土文物、民间口碑等三方面综合、系统、全息的思考,互相印证,从而证明白驹施耐庵的历史真实,对当前施耐庵研究领域出现的所谓“盐城兴化”施耐庵（彦端）、大丰修建施耐庵陵园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批评,指出否认白驹施耐庵的人未能深入调查、方法片面,以致闹出不应有的谬误。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学术会讯三则

江苏省外国文学讨论会11月29日在我校召开。这次讨论会是由省外国文学学会、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省作协外委会等联合举办的。30多所高校及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江苏省盐城市《水浒》学会12月4日在我校召开成立大会。盐城市在《水浒》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有利条件。在该市的大丰、白驹一带,一直流传着《水浒》创作与作者的传说。从1926年周梦庄先生在白驹施氏宗祠发现施耐庵的散套《秋江送别,赠鲁渊、刘亮》起,     

银雀山汉简《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的关系及其他——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王兵》的探讨

《管子》主要部分的产生当早于银雀山《王兵》,本文从三方面论证银雀山《王兵篇》为割裂之作:《七法》、《地图》、《参患》篇章独立,结构完整;《管子》相关篇章与《王兵》篇章结构和语句作比较,可以考证《王兵》是删减《管子》篇章而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引用了《老子》、《墨子》、《尉缭子》及《周礼》的语言,可以推断《王兵》非独立成书,系抄录当时的传本,加以整理而成。《管子》主体部分当成书于春秋末年,《管子》抄袭《王兵》的观点不能成立。     

《龙城录》再考辨

《龙城录》的作者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可以从五个方面证明《龙城录》确为柳宗元所作。一、《龙城录》中的人事可证为柳作;二、韩愈《答道士寄树鸡》诗仍然可证《龙城录》是柳作;三、苏轼等人的诗及《续前定录》可证《龙城录》非刘焘或王铚伪作;四、与史实出入不足以证《龙城录》非柳作;五、文笔不类等也不足以证非柳作。     

《文心雕龙》的范式观辨析

范式观是《文心雕龙》文论与诗学的基本思想,影响着全书的论文宗旨,奠定了全书的内在结构;《文心雕龙》的范式观体现为两个基本要素———作者群体与经典文本,两者的结合与匹配成为《文心雕龙》范式观最显在的标志;《文心雕龙》范式观有宏观与微观、显性与隐性之分,以不同的理论眼光、从不同的视角可以描绘出旨趣各异而又能自圆其说的范式格局来     

《围城》比喻特色谈

本文利用具体实例从六个方面分析鉴赏《围城》比喻特色:一、以虚喻实;二、远距殊异设喻;三、书卷气;四、铺垫与点拨;五、喻中有喻;六、多格合用。有人统计过《围城》中共用了七百多条比喻,可以说《围城》中的比喻俯拾皆是。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比喻非但没有让读者产生重复、累赘之感,反而显现出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艺术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比喻是形成《围城》幽默讽刺风格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围城》比喻手法的新颖独特源于作者的聪慧与渊博,源于作者对比喻精髓的深刻认识。     

陈继儒与《金瓶梅》的作者

从《金瓶梅》的传播接受、《金瓶梅》的成书方式、董其昌与陈继儒二人的交游厚密关系、《金瓶梅》的创作风格等可以推断,《金瓶梅》的作者是陈继儒从吴越间延招来荟蕞成书的＂穷儒老宿＂。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辨伪与论证——《远游》与《大人赋》的关系考辨

《远游》与《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和思想方面的相似性。陆侃如认为《远游》有抄袭《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则认为《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其中郭沫若的看法影响深远。此后《远游》的作者归属众说纷纭,《远游》被排除在屈赋之外,经典性大打折扣。实际上,从逻辑学角度来说,陆、郭二位从两者的相似关系推导出模仿关系,从思想成分证明《远游》非屈原所作,实乃循环论证,结论无法成立。通过爬梳和整理司马相如的生平、《史记·封禅书》的相关描述、《大人赋》的具体文本和楚文化的习俗,论证《大人赋》其实是司马相如为了保全家人而对汉武帝的献媚之作,而《远游》则是楚文化的产物;后者并非前者初稿,而尽管词句不同,但司马相如的遗札无论从主题、意图还是功能均与《大人赋》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大人赋》的"初稿"有可能是遗札。     

近代小说《慨生游志》系《老残游记》的仿作

刊载于《盛京时报》的《慨生游志》，无论从主体框架，还是情节、小说中的引文，都可以看出是对《老残游记》的模仿。《慨生游志》虽不及《老残游记》，但从另一角度可以看出原作的影响力。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 ,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通过实证性研究可以看出《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史书《资治通鉴》;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诗经》音乐结构探微

《诗经》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第一部音乐著作。从"音乐学"角度入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理论研究方法,对《诗经》的音乐结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初步的探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诗经》句式以四言齐言为基本句式,兼有从二言至九言不等的长短句,主要是由《诗经》音乐的物质性因素、长短句与齐言的协调配合因素以及抒情性因素所决定的;《诗经》以三段体为主要格式,其形成与《诗经》本身的音乐性有紧密的关系;《诗经》的曲式可重新归纳为同一曲调反复、主附结构、主副歌体、联缀体四大类十种曲式。     

银雀山《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的互证

银雀山汉简出土之后,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纳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多从中考查汉简反映的战国时齐国土地制度、粮食产量、法律制度,亦有从词语角度进行研究者。《十三篇》中《王兵》篇的内容分别见于《管子》中《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以《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作比对,考察《管子》版本的流变和乾嘉以来学者研究《管子》的成就,可以发现汉简《王兵》可以校正《管子》版本流传中的讹误,《管子》传世本亦可以帮助银雀山汉简的释读。     

论《鲁诗》形成渊源及其特色

依据三家《诗》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三个部分全面探讨《鲁诗》在先秦时期的形成渊源及其特色:一、通过《毛诗》、《鲁诗》与《左传》中的“引诗”相对照,说明《鲁诗》最接近先秦诗义古貌;二、从《鲁诗》诗说本身的特色,揭示班固“鲁最为近之”之说;三、从仅有的保留材料中,分析《鲁诗》诗篇、诗句存在的原始状态。     

重读《实践论》《矛盾论》的新认识

《实践论》与《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在《实践论》与《矛盾论》中,蕴涵着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挖掘的理论富矿。在《实践论》一文里,毛泽东强调了人民群众这个实践群体的重要性,《实践论》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具体体现。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强调斗争性的绝对性与同一性的相对性,从理论上看,斗争是手段,同一是斗争的目的与归宿;从历史上看,在人类发展的漫长的历史中,同一性是长期起主导作用的东西,否则,人类的文明就不复存在;从现实来看,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里,更要着力挖掘同一性中的各种积极的要素,以促进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矛盾论》中还蕴涵着"立体思维"的思想,立体思维是辩证思维的现代发展,唯有它才能更有效地克服人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才能成倍地提高生产或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