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内部沟通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行政内部沟通是指国家行政体系中,各单位各部门上传下达、互通有无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政府作为社会公权力的所有者和行使着,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理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最主要的主体.行政内部沟通必然在其管理公共危机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内部沟通的现状及弊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改进行政内部沟通的措施.     

危机管理中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的完善

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大多由公共政策来推动,如何利用良好的公共政策应对出现的危机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对突发性危机的解决和管理来源于运行高效、配合紧密的危机管理机制,所以有必要研究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制定。文章分析了处理公共危机时现行政策制定系统存在的问题,对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制定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网络舆论对政府危机公关的影响

进入网络信息时代以后,以互联网、电子论坛、微博以及手机等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公众舆论——网络舆论逐渐兴盛起来。近年来各类网络突发性公共事件频频发生,各类危机在众多领域相继出现,而网络媒介因其开放、及时、互动、共享等特征使得危机信息的传播速度比以往更快、传递的渠道更广、信息控制和垄断更难,从而使得危机极易被迅速扩大。这就要求政府危机公关的理念以及方式必须有所变革。首先对网络舆论、危机公关和政府危机公关等相关理论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然后从网络舆论的传播特点分析了新形势下网络舆论对政府危机公关的双重性影响。     

从SARS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

针对我国在SARS防治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如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不健全、公共危机管理行政法律主体缺位、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缺乏法律依据、非职权性行政主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等,提出了制定《公共危机管理基本法》,健全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依法确立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主体,制定《政务信息公开法》,明确非职权性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等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对策。     

突发性公共事件爆发与新的政府职能生成

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爆发打破了有关政府职能的传统认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是对政府实际工作状况和公共政策质量的检验,因此,面对一切突发性公共事件所导致的危机,现代政府都应该确立新的职能意识,即在应对一切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始终是危机发生的防范者,危机爆发的处理者,危机中资源的分配者,危机责任的承担者.     

国内外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研究综述

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已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通过对国内外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国外关于该领域的研究以从公共关系学、情报学、传播学、管理学等视角切入者居多;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从信息沟通、信息传播、信息公开等层面展开。目前国内外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存在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理论研究的现实指导性不强、研究视角比较狭窄、学科整合相对不足等问题,未来研究应从危机信息管理理论的本土化构建与多学科融合、网络背景下危机信息沟通与传播、突发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机制的可操作化实践等方面入手。     

对重庆市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考

随着重庆市向现代化大都市转型,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必然会越来越高,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也会越来越大.本文根据两起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结合重庆市的实际情况,对重庆市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和深层次的公共危机隐患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重庆市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     

危机考验政府公共关系

无论何种类型的危机事件,在对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秩序真正构成威胁的是危机传播。我们大多数政府管理者在处理公共危机过程中,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决策指挥和资源管理上,而对危机传播的管理以及如何有效地沟通却容易被忽视。“管理者效应”是真正危机的开始居高临下是管理者的一般心理特征,他与管理对象的心理契约往往是“我懂你不懂”、“我能你不能”。这种习惯性的心理定势,在危机处理中就极容易产生“管理者效应”,即陷入了先入为主式的决策模式。对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水污染意味着什么,政府和全社会都会掂量出它的严重分量…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指导的实施

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自然或人为因素引发的公共危机。在对公共危机进行管理时,政府需要实施行政指导。行政指导包括积极行政指导和消极行政指导：积极行政指导是主动实施型的行政指导,对应的是服务型政府;消极行政指导是被动承受型的行政指导,对应的是管制型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公众需要一个富有积极内涵的服务型政府。     

突发事件下的乡村应急治理研究——以安徽省安庆市A、B两村为例

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隐蔽性与破坏性,妥善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对乡村发展与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以安徽安庆市两个自然村的森林火灾、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等事件为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乡村在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存在危机应对滞后、村干部应急能力不足、乡村群众协调失衡等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应急处理是乡村治理的一块短板。从乡村治理主体、乡村社会及乡村价值观角度对调研村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通过增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强化社会治理保障、培育良好乡风等方式完善乡村应急治理,以提升我国乡村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治理能力。     

2012年人民网台湾频道议程设置的内容分析

媒体对台湾问题的议程设置直接关系到受众对它的感知和对现实的行动。文章以人民网台湾频道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通过对版块更新、栏目、头条新闻等类目具体深入的分析,探讨了研究对象2012年在议程设置方面的表现与特点,揭示了其积极与不足的方面,以期对其他类似媒介有所启示。     

煤炭企业危机传播中的角色担当

针对煤炭企业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企业、媒体、公众四个主体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及责任担当问题,从煤炭企业身份变化、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入手,结合新时期舆论环境和受众的新特点,研究了大众传媒在传递信息、反映和引导舆论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对四者在煤炭企业危机传播过程中各自的角色担当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突发公共危机条件下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行为特征分析

地震等突发公共危机具有较强烈的破坏性,会导致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给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公共危机条件下,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等的供给行为受到了很大冲击,严重影响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和可持续性。文章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危机条件下的基于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上的以政府供给为主导,企业供给和第三部门供给相互支撑的多维框架下的多中心的供给新模式。     

在华日本企业公关危机管理研究

频发的公关危机阻碍了日企的在华发展。本文总结了在华日企公关危机现状,提出产品质量危机、民族政治冲突危机、人事危机等正成为在华日企危机重灾区,需受到重点关注;从历史政治背景、错误的战略定位、对中国跨越式成长的不适应、企业品牌形象传播不足以及公关素养缺乏等多方面深入解析了危机频发的原因;最后从危机预警、处理和修复三阶段提出了公关危机管理的相关建议。     

心理契约：提升公共危机管理效能的支点

进入21世纪各种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一个个痛苦的案例促使人们积极探索公共危机管理及其有效性问题。文章将心理学的专业术语——心理契约移植到公共危机管理领域,提出了危机心理契约的理论假设,阐明了危机心理契约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功能表现,从实践操作的层面提出了促进民众危机心理契约满足、避免危机心理契约破裂与违背,以提升政府危机管理效能的途径与方法。     

乌鲁木齐基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应对措施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委市府高度重视基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有效地提升了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但许多薄弱环节的存在事实上影响了首府的长治久安。今后应着重从强化基层社区的公共危机预警预控能力建设、提高市民公共危机意识、建立高效应急救援队伍、加强沟通满足市民知情权等反面,加大工作力度。     

网络舆情时代的企业危机应对与管理——基于“长尾理论”的视角

网络时代企业热点网络舆情事件层出不穷,目前对中国企业网络舆情应对研究相对较少。在长尾时代,大众文化不再万夫莫敌,小众文化也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拥护者,应关注信息的长尾部分对企业危机管理所带来的挑战。基于“长尾理论”的视角,分析中国企业的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现状及其问题,发现中国企业应对网络舆情能力大多不合格,企业应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珍惜企业信誉;更新危机传播理念,重视新兴媒体的传播效应;选择权威媒体和机构,消除负面信息的影响。     

海峡两岸律师会见权比较研究

台湾地区辩护律师会见权相较于大陆来说,在法律制度、实务操作、救济途径等方面发展较早,研究比较深入．体系相对健全。本文通过比较两岸律师会见权的理念基础、制度规定、救济程序等方面的异同,阐释台湾地区律师会见权制度对大陆的两点借鉴。     

台湾地区气响侵入之禁止的立法与实践

台湾地区在立法和实践中不断发展出较为完备的气响侵入之禁止的规则。其中,立法为气响侵入受害方提供了排除妨害和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学理的解释和法院的论述则明确了与公法上管制标准相区别的一般人之容忍的核心判断标准,并力图在不同利益间作出衡平。考察并借鉴台湾地区气响侵入之禁止相关立法与实践,对我国大陆地区相应制度的完善将有所助益。     

差异与启示：大陆与台湾乡村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以“村官”角色为切入点

台湾地区的乡村现代化治理模式对大陆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变具有借鉴意义。以“村官”角色为切入点,分析比较了两地乡村治理在治理理念的政治生态环境、村级治理的组织结构、村官角色的职权划分、角色功能、村官为政的运作方式、动力保障机制方面的差异性,总结了台湾乡村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