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本文分三个部分讨论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首先揭示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认为诞生于８０年代初的这一文化思潮是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强调对文学本文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其次，讨论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研究”的新历史观问题，指出格氏的真实意图在于打破传统的“历史一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和符号系统，而历史与文学共同构成一个“作用力场”，并使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和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现象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最后，阐释“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即“跨学科研究”性质、“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和“历史意识形态性”。认为“文化诗学”事实上是延伸发展了一种“历史诗学”的概念，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批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     

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诗学"--以<花腔>为例

新历史小说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文坛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最初命名对应的是当代历史 (包括革命史 )题材小说 ,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似乎并无关系。但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观察这一文学现象 ,同时立足于中国问题 ,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视域 ,而且有利于发现和总结新历史小说所内涵的历史诗学 ,探索文学叙事与历史的微妙关系。为此 ,本刊组织了一组以阐释新历史小说之历史诗学为主的笔谈 ,以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文化诗学的实践之路——以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为视域

＂新历史主义＂并非西方的专用词,它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就可究其源、探其本。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整个当代文学紧密相融,它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一起萌芽于80年代初中期,并以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的样式成为90年代文坛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新风。它是中国作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现实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超越的实践累积而成的,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特色＂。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归纳出中国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从产生到建构其内涵的独立性及其特征的部分相似性,还可以窥探到文化诗学理论的发展走向。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相识”未必能“相知”——“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关系辨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当代理论界和批评界一直存在分歧。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与文学的双向影响以及文学自身的经验积淀和革新要求为“新历史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是其生长之根,它有中国本土小说发展流变的特色。而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文化诗学”,从它自身的理论建树以及在中国被引进、介绍的情况看,“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

新历史小说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文坛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最初命名对应的是当代历史 (包括革命史 )题材小说 ,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似乎并无关系。但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观察这一文学现象 ,同时立足于中国问题 ,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视域 ,而且有利于发现和总结新历史小说所内涵的历史诗学 ,探索文学叙事与历史的微妙关系。为此 ,本刊组织了一组以阐释新历史小说之历史诗学为主的笔谈 ,以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真实性:另一种解读

新历史小说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文坛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最初命名对应的是当代历史 (包括革命史 )题材小说 ,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似乎并无关系。但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观察这一文学现象 ,同时立足于中国问题 ,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视域 ,而且有利于发现和总结新历史小说所内涵的历史诗学 ,探索文学叙事与历史的微妙关系。为此 ,本刊组织了一组以阐释新历史小说之历史诗学为主的笔谈 ,以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个体生命的去蔽与敞亮

新历史小说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文坛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最初命名对应的是当代历史 (包括革命史 )题材小说 ,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似乎并无关系。但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观察这一文学现象 ,同时立足于中国问题 ,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视域 ,而且有利于发现和总结新历史小说所内涵的历史诗学 ,探索文学叙事与历史的微妙关系。为此 ,本刊组织了一组以阐释新历史小说之历史诗学为主的笔谈 ,以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华兹华斯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

华兹华斯及其诗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20世纪上半叶的史实进行清理,进一步以由其译介所引发的中国诗人创作实绩为考察对象,将探讨的焦点置于诗语、诗情、想象与自然观之上,一一检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如何从最初的仿效、移植到批判、创造性转化的发展历程,重点发掘它们二者关系背后所指涉的多面向度,对于当今诗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文化诗学研究三十年述评

“文化诗学”最先发难于西方,随后在国内学界兴起,中西文化诗学产生的文化语境不同,其理论内涵也相距甚远。国内文化诗学从命名前的朦胧构想,到“文化诗学”命题的正式确立,再到理论建构与实践批评的大爆发、大繁荣,期间已经历30年的历程。及时追溯这一新兴领域研究的演进历程,总体把握中西学界的研究现状,不但有利于开创文学理论发展的新格局,更有利于给文化诗学批评的学者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方法论反思。     

城邦卫士与性情净化———亚里士多德《论诗术》中的肃剧定义试 解简

对肃剧（悲剧）所下的定义,是亚里士多德《论诗术》中最具争议、难释读的段落。其实,识读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最大障碍是现代西方学术自己设置的,现代西方学者把《论诗术》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理论,以为亚里士多德谈的是如今意义上的戏剧理论问题。论题从字义疏证人手识读肃剧定义,通过对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修辞术》尤其是柏拉图的《王制》,展示亚里士多德肃剧定义的政治哲学意涵：肃剧情感净化含义指向的是治邦者（政治家）的性情陶冶。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诗学》与《乐记》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摹仿”说,揭示了文艺的起源,并认识到了文艺的功用问题,提出了“净化”说;中国古代《乐记》也探讨了艺术的起源问题,并从儒家诗学功用观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文艺的社会政治功用。《诗学》和《乐记》在很多理论层面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光潜《诗论》的诗学原理建构

通过苏州轨道交通1号线土建I TS 05标塔园路站～滨河路站区间隧道盾构施工，介绍在苏州富水粉砂地层中盾构综合施工技术。施工中，克服了富水砂层下盾构到达加固区水平长度不足的困难，使用了在加固区外再施工一圈止水帷幕桩的地基加固技术，该技术可以使三轴加固土体与止水帷幕桩组合形成一个范围更大的端头地基加固区域，并在盾构到达段掘进中合理使用管片壁后二次注浆和聚氨酯，成功地阻断微承压水在盾构到达时涌出的路径，从而解决了富水砂层下盾构到达施工的涌水、涌砂问题。通过使用,该技术保证了2台盾构安全成功接收，在富水粉砂地层具有适用性广、安全可控等优点。     

谐剧与政体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的题外话试解

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有一段著名的"题外话",西方古典学界公认,这是《论诗术》中最难释读的段落之一。通过解析这个段落,文章试图表明,亚里士多德《论诗术》讨论的不是文艺理论或美学问题,而是政治哲学问题。这段"题外话"以戏说的方式暗示:作诗有德性高低之分,因为政体有德性高低之分。     

论九十年代前期乐黛云的比较诗学视野--以《世界诗学大辞典》为例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人物之一,乐黛云在90年代前期就对中国比较诗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体现了乐先生独特的比较诗学视野:正本清源,平等对话;寻求共同诗心。该辞典虽有词条收录不全,创新、思辨不足等缺陷,但在中西比较诗学史及其个人学术发展史上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理性”与“感性”——现代汉语诗学的文本分析

新文学运动的初步成功以及白话文合法地位的确立,使得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理性诗学文本大量涌现。合理的结构、完整的内容、恰切的论据、清晰的描述,以及定义、比较、推论等方法的具体运用,是"理性文本"的基本特征;现代汉语诗学理性文本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体现了现代汉语文学批评家的主观感受与印象的"感性文本"的大规模减少。随着现代汉语诗学的发展,理性文本与感性文本在总文本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理性文本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就是在被感性文本作为最后据点的诗歌批评和研究领域,也逐步被理性文本所蚕食。这一过程潜在地反映了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中话语地位的变化与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