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制度可选择

在多元教育主体教育交往活动的持存必须和共识相伴随这个意义上,在教育秩序这个意义上,教育制度如同命运一般,是不可选择的。但教育秩序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教育调控机制只有一种方式,并不意味着教育共同体构成形式、教育组织方式的一元化。教育调控机制必然有教育习俗、教育习惯、教育传统或道德规范、教育制度(包括教育法律)等制度基础,教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教育制度形态不断走向丰富与完善的过程,但这并不等于所有教育共同体之间的教育习惯、教育习俗、教育传统、道德规范、教育制度等制度的内容与形式都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教育制度存在的必然性不等于教育制度形式的单一性。     

知识经济与现代教育发展模式的探索

跨入 21世纪,人类将迎来具有更先进和高级特性的知识经济时代,一种具有全新教育理念的教育发展模式正应运而生。处于探索之中的现代教育发展模式由一体化教育、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社区教育、智能教育、技能教育、通才教育和学习型教育等类型构成,并已呈现教育观念现代化、教育制度灵活性、教育对象全民化、教育空间开放化、教育时限终身性、教育内容大学科化、素质教育化、教育手段现代化和教育产业化等基本特征和走向。     

论艺术教育对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影响

从教育的历史渊源来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不分彼此,血肉相连的;二者的分化和决裂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有现象,出现了科学教育受到强化而人文教育被淡化甚至缺场的局面,而其原因则在于现代科学教育对于古代科学教育中属于人文教育范畴的艺术教育的遮蔽和遗忘.因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可能性依赖于找回失落的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的复兴和回归将会对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产生重大影响.     

论创业教育的耦合性与兼容性

创业教育是以教育现代化、教育大众化、教育国际化为背景的一种现代教育,它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观念和载体,对推动高校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高校的创业教育耦合了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就业教育等教育理念,兼容了专业教育、理想教育等教育内容,推动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对接与融合.     

高校人文教育的误区与出路探讨

当前,高校人文教育存在教育理念的误读、教育内容的误导、教育主体的误置、教育方法的误用、教育评价的误设等误区。加强高校人文教育,就要转变教育观念,树立人文教育新理念;重设课程体系,构建人文教育新体系;扩展教育主体,建设人文教育新队伍;改进教学方法,探索人文教育新方法;改革评价体系,建立人文评价新标准。     

论社区教育内部系统完善的路径

完善社区教育的内部系统,可以从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社区教育内容与形式、社区教育师资队伍三个视角展开。完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是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的前提,丰富社区教育内容与形式是增强社区教育吸引力的基础,优化社区教育师资队伍是推动社区教育健康发展的保障。     

民主教育与民主社会公民的塑造——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当代诠释

杜威并非教育无目的论者,而是主张教育目的应该内隐于教育环境、教育方法和课程设置之中。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实施民主教育塑造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民主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教育过程中施行沟通教育和个性化教育。     

理性辨析教育公平及其相关概念

教育公平尽管已被高度关注,但仍存在诸多认识偏差进而导致歧义纷争;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教育公正、教育正义四个相关概念既存在紧密的交叉关系,又存在合乎逻辑的循环关系,但皆从属于教育民主化的动态发展过程;教育平等是指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平等;教育公平是指公民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其关键是受教育机会均等的保障规则能否得到公认;教育公正是指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受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正义是指符合个体发展利益的受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公平是建立在教育平等基础上的诉求,教育公正是对教育公平的超越,教育正义则是最高的教育理想诉求.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道德教育的反思性审视

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是民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他提出"教育的对象是人",重视教育的发展和生成,强调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与多样性。杜威把教育的目的设定为公民教育,不仅要进行知识教育,也要对教育对象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环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可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面向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逆反心理新探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对象普遍存在逆反心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的产生极大地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和目标的实现,因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得不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根据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个基本要素：教育主体（教育者）、教育客体（教育对象）、教育介体（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教育环体（教育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逆反心理产生的成因进行了探析,并以此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建议。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具有积极、创新和求实的性质,本质上是实践主义、多元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并非主张“有用即真理,强权即公道”,而是强调实践、经验、效果三位一体;它重行动反空谈,重效用反虚夸,主张不断探索和实验,反对普遍真理和绝对真理;它重视理论结合实际,以挫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将玄学拉回现实,创立实践哲学,贴近人类生活,完善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建立创造性方法论和审美主义人生观。新实用主义则立足协同性、相对性、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自由论,给狭隘理性以重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协商性司法:理论内涵、实践形态及其语境

协商性司法追求控辩双方的对话、协商和合作,注重通过非传统刑罚方法解决刑事责任问题,突出被害人在程序过程中的地位并切实维护其遭受犯罪侵害的利益,着眼通过协商性司法过程和方法实现犯罪人与被害人关系、犯罪人与社区关系以及社区秩序的恢复、重建和发展。恢复性司法、辩诉交易、警察警告制度、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等是协商性司法的主要实践表现形式。对抗制刑事司法的内在缺陷和不足是促成协商性司法之生成的直接原因,孕育和催生协商性司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后传统社会的关系性质和价值理念。     

论制度的本质、功能和创新

制度的本质在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公正性 ,它具有规范性和秩序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分配、导向性和激励性、协调性和整合性等主要功能。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公正性发生矛盾时 ,就产生制度的结构性和功能性失效 ,因而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应遵循实质合理性和公正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循序渐进等原则     

论古罗马时期的有机整体论文学批评思想

贺拉斯和朗吉努斯都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观念,即作品的结构布局和情节组织要有机统一。贺拉斯的有机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合式＂、＂合情合理＂原则,更多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朗吉努斯认为有机性源于对作品的组织能力,选材要选重大有意义的事件,为有机整体论注入了典型化的内涵,同时认为文学作品风格的崇高源于作者的高深...     

邓小平关于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国际形势下,邓小平始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论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

“五四”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争论 ,主要围绕在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以及该如何整合的问题上。梁漱溟和胡适曾就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体现了异质文化在交流、冲突、选择、调适、融合中的阵痛。再次审视上述思想冲突的历史 ,不难看出二者在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发展前景上 ,在中国文化该向何处去、该如何整合中西文化等问题上存在着难已掩饰的缺陷。同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二者对文化整合过程中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及其内部文化机理给予了细腻、详尽的论述。因而 ,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文化正是借鉴、吸收了二者的合理成份 ;克服、超越了二者的自身局限 ,突破了文化重建中的思维定势 ,使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出“保守”和“西化”的两极徘徊 ,为中国新文化的确立和发展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区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他们局限于意识哲学,将当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特征诊断为“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哈贝马斯实现了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变,他提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社会模型,认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病症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且“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可以用交往理性来拯救的。     

论科学与道德交融的人性基础及历史意义

人有三重性,即人的物性、理性和神性,它们代表了人三种不同的生命欲求和存在力量。在此等力量的作用下,人生承载着肉体与灵魂、必然与自由两大矛盾的对抗。科学和道德的存在理由,来自于人的理性协调人生矛盾、叩问生命自由的需要。面对当今人被"物化"的严峻现实,人性需要新的启蒙,理性需要新的觉醒。为此,我们应加强科学与道德的理性交融和文化对话,促进科学的人文重建和理性的人本复归。     

新冠肺炎疫情与意识形态的两种面相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内嵌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演变与现实表征，表明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不是走向终结而是复归社会生活领域。透视全球疫情防控格局及其内在机理，需要理清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基本特质与逻辑范式。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形式上捍卫自由与人权，实质上造成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对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疫情失控的主要思想诱因。充分表达人民意志、重塑个人与国家的共同体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本超越西方话语体系，成为推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精神武器”。继续发挥意识形态引导疫情防控的正向作用，理应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站稳思想这块阵地，以实现观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的有益结合，推动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