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的兴起及其发展取向

我国社会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型、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以及“以人为本”的文化战略意识的确立等,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在社会全面转型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全面推进具有全民性和健康文化价值导向性的公益性文化发展是必然的选择。而明确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目标方向,是坚持文化秩序建构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逻辑前提。     

我国主流道德价值观嬗变的文化考量

道德价值观多元化是当前生活世界中的一个活生生事实,以主流价值观统合多元道德价值观是一个现代性难题.为了正确把握我国主流道德价值观的“应然”走向,回眸和梳理伦理型文化、计划型文化、市场型文化和和谐型文化样态中的主流道德价值观的自我确证、异化否定、世俗脱轨和本性复归,有助于更好地加强当前我国主流道德价值观的建设.     

日本凹型文化心理在日语语言中的体现——以日语多主语省略表达为例

继三上章的“主语废除论”之后,金谷武洋又提出了“主语抹杀论”。这与日语中主语省略之多不无关系。继本尼迪克特的“耻文化”一说之后,芳贺绥将日本文化类型总结为“内向、忍受、友好、顺应现实”的“凹型文化”。主语省略正是日语语言表达的特别之处,也可以说是日本凹型文化心理的极好表现。在其不直接言明的暧昧之间给听者及读者留下了细细品味的空间。     

地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潜意识"

中国地域文化的核心部分 ,是作为地域人群“集体潜意识”的地域“隐型文化”。因此 ,注目“潜意识”问题研究且成果颇丰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相关方法 ,在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便大有用武之地。其中 ,弗洛伊德的高足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 ,对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心理学依据 ;克鲁克洪的“隐性文化”理论在被接纳入唯物史观框架后 ,也是研究中的有力工具。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论中国主流文化的时代性转型

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正在进行着从革命文化向创业文化的转型。作为创建和发展中的中国主流文化, 创业文化以“中国大工人阶级”为主体,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和核心, 以现代集体主义为基本规范。这种主流文化也是一种和平型的文化, 它要求在国内鼓励个性化发展, 在国际上奉行独立自主、以和为上、以邻为善的行为模式。     

定义"文化"的立场与关怀——围绕艾略特文化定义的语言争夺和意义斗争

“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历史渊源是威廉斯所阐释的“文化与社会”传统。在此传统中,诗人艾略特以基于阶级和宗教的“生活方式”定义文化,在重申18世纪末以来的英国保守主义文化观念、引起文化思想界的众多评议方面具有代表性。通过质疑艾略特的文化定义,拉斯基、威廉斯和斯坦纳三位评论者都把不同的政治立场、社会想象和历史关切带进文化议题。围绕文化定义所展开的语言争夺和意义斗争,表明“文化”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讨论社会阶级、政治经济、宗教和艺术等议题的视角、线索和能指。这一思考传统强化了“文化”概念在用法上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客观上也提出了“文化”概念有无自己的内涵以及如何把握其内涵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文化“精华糟粕论”再思考

毛泽东的文化“精华糟粕论”是结合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提出的,与新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联系,毛泽东关于外国文化之批判继承及其“精华糟粕”的划分标准,不是性质标准论者,而是实践-价值需要的标准论者,划分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有用”为标准,突出主体需要这个价值,突出拿来主义这个态度,突出主体实践选择这个中介和手段。吸取和对待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有效方法是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上。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为构建和谐企业提供有力支撑

企业文化对于当今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灵魂，也是指引大庆油田电力集团推进“双百五型”特色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通过分析大庆油田电力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着重阐述了电力集团建设“双百五型”文化的指导思想、有效载体和根本途径，以及在电力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如何充分发挥软实力功能，实现文化立企、文化兴企、文化强企，切实为构建和谐企业提供有力支撑。     

“城中村”的经济文化生态诠释

“城中村”具有特殊的经济生态,它主要通过开拓集市型经济,发展房屋租赁产业以及技术性劳务输出,实现创业守业多元增收.但是,“城中村”的环境文化生态比较差,“联宗祭祖”的宗派文化色彩比较浓厚,观念文化上也自我封闭.要化解和排除“城中村”的矛盾和不利影响,应解决“城中村”村民的城市户籍,完成户籍转轨,或者从根本上拆除“城中村”.     

试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

官文化、士文化和民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在中国传统绘画、文学、音乐、建筑中得以外现。在审美文化层面上,绘画有“错采镂金”、“气韵生动”和“艳俗之丽”之分,文学有“道根文枝”、“得意忘言”和“俗而易晓”之分,音乐有“乐通伦理”、“声无哀乐”和“俗声俗韵”之分,建筑也有“皇家气派”、“造境天然”和“民俗风格”之分。在精神境界上,士文化所求的是“意境”的道禅至境,官文化所求的是“载道”的儒家之境,民文化所求的则是“从俗”的墨家体验。     

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

本文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的不同层面 ,对闽台文化的总体性特征提出四点分析 ,指出闽台文化是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过渡的多元交汇的“海口型”文化 ;在闽台迟缓于中原发展的从蛮荒之地到理学之乡的建构中 ,充满了“远儒”的开放、叛逆与“崇儒”的规范、制约的文化辩证 ;自明代以降六百余年反映农业文明与商业文化冲突的“禁海”与“开海”的反复 ,强化了闽台社会的商品经济生产和商业文化意识 ;而近代以来屡受帝国主义掠夺、侵占的屈辱和抗争历史 ,正反两面地在闽台社会留下深刻印痕 ,激发了闽台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 ,这是维系民族团结、实现祖国统一的宝贵精神财富     

湖湘文化传统与现代发展

湖湘文化是在湖南地区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城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总是随着中华文化史的变迁、发展而不断地演变、重构.一方面,湖湘文化面临一场由伦理-政治型的传统湖湘文化转型为工商型的现代湖湘文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湖湘文化传统资源在现代文化转型与新世纪人类文化建设过程中不能被丢弃,而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     

站在新起点上构建企业文化

随着企业文化相关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企业文化发展逐步趋向由“文化建设”转向了“文化管理”。油田物业管理应站在新的起点上,引入企业文化新思维,对“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进行对比分析,查找以往企业文化工作中的偏差,并结合自身企业文化实践创新思路,以期对当前企业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观念的演化

中西“文化”观念有各自的演化路径。在“辞源学”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一开始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西方的“cultura”一开始指向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文化“指文治教化,其内涵主要在精神方面;西方的“文化”从物质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就现当代而言,中国通过日本的中介引入了西方的“文化”观以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     

"2020后"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文化扶贫体系研究

当前扶贫攻坚战阶段性任务即将告一段落,燕山-太行山片区的“2020后”减贫战略定位和治理体系如何确定,思考“2020后”的减贫战略方向和工作重心的变化趋势,文化扶贫不失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燕山-太行山片区的扶贫应以文化扶贫为抓手,剖析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多角度、深层次关系,从文化本源重新认知扶贫文化和扶贫文化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内涵。在发展路径上,应构建经济化扶贫、产业化扶贫、市场化扶贫、文化化扶贫、“文化+”扶贫、精准化扶贫等方面的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文化扶贫可持续发展路径。     

“文化理解”与文化引进

本文从现代中国文化引进的矛盾和困境入手，对文化认同的两种模式即“文化了解模式”和“文化理解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文化理解”是文化引进的基本规律，通过对文化热中的“中国西方思潮”的反思，得出结论：成功的文化引进，包括“忠实的理解”和“创造性的转化”两个过程，由此就必须进行文化心态、文化生态、文化转译和文化要素的耦合、文化力的定位、文化体系的再创造六个方面的理论突破。     

互补·融合·升华——比较视域下“北方民族文学”的宏观考察

在展示率先发展的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由上而下”,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则是“由下而上”,这是一个旋涡型的轨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史应该把这种整体风貌和深层脉络描绘出来.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个文明的动力学系统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出现新一轮的接纳、排斥、重组和融合的生命过程.     

主体性的“内部”与“外部”评张旭东的文化理论

今天的中国文化理论最需要的,是在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建构中来探讨文化认同问题,在肯定性、实质性的文化思维中来落实文化主体性。张旭东的文化理论最基本的困境在于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维的“外部”立场,与其“文化政治”的探究主题所要求的文化思维的肯定性、实质性之间的矛盾。通过张旭东案例的探讨可以看出,今天中国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的最迫切要求,首先是重返现实的文化意志和文化主体性力量的“内部”,在思维自身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意志”和理论自身作为一种“实践”的层面上,重建生活世界的价值实质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并将“内部”和“外部”同时把握为“同一的主一客体”的文化思维辩证法,以包含内在的文化决断、文化认同的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本身的“完成”,来实现对于“外部”性的肯定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