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对先进知识分子革命的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中国产生社会主义思潮,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性质,对中国近代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传播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就是对饱受封建文化荼毒的国人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改变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再次点燃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增加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数量;并且让他们的革命能力得到提高。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下让中国的革命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

知识分子文化自觉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是知识分子难以悬置意识形态倾向和立场的逻辑前提,也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支撑。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思想坐标。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走向生活世界的现实载体。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文化方向感、文化价值观、文化批判性契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真理性、道义崇高性和批判方法合理性的精神底色。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普遍规律,建构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知识分子坚守以人民为中心、坚定国家利益至上、严守共同但有区别的意识形态责任的文化自觉原则。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为了探求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的思想学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革命实践的深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并最终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执著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而且还积极投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应该说,正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社会主义.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延安知识分子的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经历了由潜在的化大众的启蒙者到现实中的被改造者,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这是当时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崛起和文化期待旺盛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使然,也是知识分子借助革命诉求弥补自身文化人格缺失的艰难的心路历程.经过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延安知识分子最终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需资质,并在同工农相结合的改造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道义优先于功利:先秦儒家义利、王霸之辨的政治哲学阐释

先秦儒家认为,道义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性,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源泉,也是评价社会政治生活的最终依据。道义优先贯穿于先秦儒家的义利、王霸之辨,先秦儒家根据道义原则判断功利,拒绝了结果主义的考虑,强调功利只有符合道义才有意义;根据道义原则品分政治,认识到王道合乎道义,霸道讲求功利,形成"尊王贱霸"的立场。先秦儒家用道义这一最高标准制约功利、区分王霸,形成了对优良社会生活的基本设想。总之,先秦儒家义利观遵循道义优先、以义制利再到义利统一的逻辑,孟荀对义利、王霸关系的认识不存在根本差异。     

角色互视与事业互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都从各自的视角去观照和审视对方角色。互视中的角色定位带来两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事业中的互动：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确立角色归属与认同,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以革命话语与工农话语书写思想文化等路径,使知识分子具备必要的主体资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基本力量;广大知识分子也在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形成及其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助推党的领导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前进。     

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同时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作知识谱系学的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中,也有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两种主要的文学现.如何认识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在新时代汲取其理论资源,建设当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学运动与1928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关系,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两个主要理论与实践的资源中的有益的东西,在科学发展现指导下,解决好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推进

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同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的同时,对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在传播形式、价值取向和内容选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中国道路的选择、意义与自信

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开辟,既非根据"社会主义"概念作理论演绎或设计的结果,也非所谓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的产物,而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选择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意义,并非是证明"中国模式"的普遍价值,而是证明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特别是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特色,才能增强道路自信,提升与当代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话语权。     

胡适与辛亥革命的延续——兼论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时,胡适远在美国,对武昌首义的反应比较平淡。但在新文化运动中登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舞台后的胡适,则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十分积极的肯定,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一切改革的肇始。而他本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也正是对辛亥革命精神的一种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和陈独秀等发动的文学革命以及胡适所从事的文化启蒙工作,也是一种真正的社会革命。当然,这种革命的表现形式是渐进的、温和的,这也体现了辛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文化启蒙以及社会改良的方式来推进中国变革的尝试。     

文化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在文化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变迁现象。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文化自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型,也实现了文化创新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学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解读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有利于树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当代意蕴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其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贡献",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以后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形成了所谓"葛兰西转向".文章以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出发,对其国家学说、有机知识分子理论、阵地战的革命战略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对我国当今国家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等方面的现实启示意义.     

乡村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论纲

当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具有文化的兼容性、知识的实用性、政治的先导性和道德的示范性等特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知识分子的科技支撑、政治参与、智力支持、道义推动和知识引领.要发挥乡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就要深化对乡村知识分子的认识、增加乡村知识分子的数量、提高乡村知识分子的水平、调整乡村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改善乡村知识分子的待遇.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观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观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观表现在如何正确认识、理解、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他们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性质,比较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他们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信念,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基本原则.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两条思想路向——个基于"选择"视角的考察

"从理论原则出发看实践"和"从实践需要出发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两条对立思想路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主要是立足实践的需要去"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这既是由中国不同时期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决定的,又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息息相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基于此构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形态.     

我们可以相信朱学勤吗?——也谈制度与文化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以及中西文化交融使得中国面临着制度选择和文化选择这样一个严峻问题,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胡适、鲁迅等文化先辈们选择了一条先改造文化再改造制度,或者二者并举改造的革命道路。朱学勤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导致了革命之恶,导致了政教合一,并最终引爆了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判断违背了基本史实,他将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等罪于文化和精神垄断,实际上是混淆了两个不同问题的基本前提;在论证制度与文化关系时,他也不断陷入自己设置的逻辑悖论之中。实际上,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制度转型进程中文化启蒙的意义十分重大,近代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文化改造的努力和功绩不容否认。     

试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曾深深地卷入近现代中国政治生活当中,开启并引导了中国革命。问题是在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好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建国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几经反复,变动不居。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如何?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如何做才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

仅是贫困并不必然发生革命。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为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革命的源起或者说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换,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多重社会文化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他们在时局突变的紧急时刻,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将中共战略转化为革命实践,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地方领导群体主要由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不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是先进理论、政治信念、道义担承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革命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源起中的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     

审美人生的文化皈依——论林语堂“生活艺术论”思想的形成

"生活艺术论"思想是林语堂人生哲学观的体现.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林语堂面临着中西文化选择的强大压力,生存的困境促使他通过独特的生活方式进行诗意的反抗.他提出的"新文化"观就是要赋予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人文内蕴和现代意义.他也正是借文化这一平台来揭橥纷繁的人生真相,并作为其个人在复杂的现代性境遇中的美学立场和生存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