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文化:凸显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等“恶搞”作品经互联网传播,吸引了大量受众的眼球,也引起舆论的广泛讨论,“恶搞”现象广受关注。网络传播是大众传播的方式之一,而提供娱乐,是大众传媒的功能之一。在这场以“恶搞”为代表的全民狂欢中,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得到彰显。但同时,娱乐应有限度,“恶搞”需要引导。     

“网络恶搞”的后现代意蕴

从后现代哲学视角看，“网络恶搞”不是偶然的，不会因为网民的欢呼而被每个人所接受，也不会因为网民的厌恶而消失。在今日，它的影响早已超出了网络，成为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网络恶搞”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也成为一种潮流。这实际上反映了哲学的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转向。对待“网络恶搞”态度就是对待后现代的态度。     

广告遭遇“恶搞”文化

带有颠覆性和娱乐性的＂恶搞＂已然成为当前流行的文化时尚,并初步显示出其商业价值,而广告活动自然需要从这种新兴的媒介文化中汲取养分。而今,将＂恶搞＂引入广告活动已经具备了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但在其运用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些问题。     

广告遭遇“恶搞”文化

带有颠覆性和娱乐性的"恶搞"已然成为当前流行的文化时尚,并初步显示出其商业价值,而广告活动自然需要从这种新兴的媒介文化中汲取养分。而今,将"恶搞"引入广告活动已经具备了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但在其运用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些问题。     

恶搞的文化阐释

为了深化对当下倍受关注且极富争议的恶搞现象的理解,结合后现代文化语境,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探讨恶搞的审美逻辑和社会文化价值,认为恶搞的本质是戏仿,即通过对经典的、权威的、流行的文本拿来主义地盗用,别有用心地篡改,来获得一种互文性的喜剧效果。在后现代语境中,恶搞中的戏仿消解了传统的讽刺力量,具有了强烈的游戏拼凑性,其用心并无特别的恶意,而是大众为获得自由宣泄的快感而进行的一种解构和狂欢游戏。     

电视娱乐文化的解构与重构

目前电视媒介的娱乐化热潮引发了人类文化世界的巨变,仿佛有着"颠覆"众生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它赋予了大众文化全新的含义,发挥了"重构"的作用。     

“恶搞”文化现象之符号学意义探析

以恶搞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符号学意义。具体而言,即研究符号运作背后以何种符号思维推动并以什么符号工具实现符号运作过程。将恶搞与狂欢化理论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在三个层面存在相似性,从而提出狂欢化符号思维是恶搞符号运作背后的驱动力量;通过对具体恶搞文本中符号片面化、符号降解和伴随文本三种符号工具的分析,例证狂欢化符号思维这一隐含的社会文化规约是如何驱动恶搞符号运作过程的。恶搞文化现象的符号学意义在于,在后现代主义观照下,以“狂欢化”符号思维主导的恶搞符号运作通过夸张、讽刺、搞笑等外显表达层面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是在解构颠覆既定世界,重构新的意义世界,它隐含着对新生、创新、变革和多元化的憧憬。     

抵抗与收编:“屌丝”恶搞的文化归路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网络恶搞已成为年轻一族展示个性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它冷视商业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注重仪式抵抗,张扬自我;另一方面,却又无法远离商业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其宿命的归属只能是或趋向商业化,或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最终被收编的态势。从后现代文化的视角进行观照,屌丝从虚拟世界进入现实生活,自有特殊的话语环境和文化归路。     

犯罪新闻娱乐化解构——法学与传播学双重视角的批判性解读

犯罪新闻的娱乐化就是以娱乐性为框架架构犯罪新闻,它是媒介从以传者为中心到以受者为中心范式转换过程中的一种价值歧路。犯罪新闻的娱乐化导致媒介环境监测与预警功能的迷失、罪感与耻感的沦丧、道德省思能力的消弥。犯罪新闻报道应当全面反映和体现法律的精神和价值。     

恶搞文化的媒介技术形态沿革

2006年,由《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引领,一批网视短片用“解构—重构”的形式和手法,颠覆了人们心目中的经典作品及其所负载的价值观(其行为被人们称为“恶搞”),从而在传媒界、文化界乃至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触发了至今尚未停息的激烈争论。“恶搞”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媒介的新的传播媒介,其滥觞与生成、其性质与作用、其是非与功过、其做法与启示,引起了我国编辑出版界的高度关注。王振铎教授主持的《网视短片编辑创新专题笔谈》所要探讨的正是上述背景下“编辑的时代使命与自主创新问题”,认为:恶搞是草根文化对经典文化的一种调侃和戏谑,是其制作者个性的张扬,对其主流不能简单地说“不”,而应冷静地思考,认真地研究;恶搞的产生得益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它在与网络媒介的交合中发展并达到极致;恶搞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其荒诞不经的表象下,凝聚着普通民众对坦白人生等朴素价值的希望和执着;恶搞表明了权威话语权的分流和民间主体在话语权上的觉醒,其社会寓意不容低估;恶搞在解构了传统思想教育体系表达方式的同时,对新的思想教育思维方式正起到积极的重构作用。《笔谈》严重关切网络媒介编辑队伍参差不齐、素质普遍低下的现状,认识到:党和政府需要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质量的编辑对网络传播进行把关、调控和创新;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优秀的编辑为他们审选、整流和提供价值更高的有效信息。     

"娱教"视角内的信息化教学

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给现代教学带来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的同时,也对现代化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信息化教学创新就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娱教"便是一种信息化教学的新思路。基于"娱教"特点的信息化教学创新的内容有:"娱教"的教育性是信息化教学的立足点;"娱教"的娱乐性是信息化教学的关键点:"娱教"的艺术性是信息化教学的创新点;"娱教"的系统性是信息化教学的控制点;"娱教"的科学性是信息化教学的保障点。     

浅谈农民“话语权”的缺失及回归途径

话语权是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农民具有完全话语权是其利益真正实现的基础,也是保障党和政府公共政策科学性与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但目前我国农民话语权存在着严重缺失,必须通过采取构建农民利益表达的有效机制,消除农民话语表达的制度性障碍;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组织化程度,增强其话语表达效能;非农精英人士充当农民代言人,促使农民完全话语权的实现;发挥大众传媒的社会公共空间职能,为农民话语表达搭建平台等措施,促使农民话语权的完全回归。     

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的路径分析

随着欧美社会民主党纷纷走上历史舞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逐渐运用于社会实践,并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第三条道路理论是顺着“批判式解构——整合式建构——实践式完善”这样的路径建立起来的。梳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研究方法,明确他理论建构的路径,对于把握其理论实质,进而运用于指导社会实践,促进人类适应社会变化和谐有序地向前发展,以及指导我们的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阐述实践唯物主义的反面视角——从《试论实践的唯心主义》谈起

结合李毅嘉《试论实践的唯心主义》，提出从反面论证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1)阐明理论唯物主义，它在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方面与实践唯物主义有相通之处。2)阐述李文集中论证的实践唯心主义即资本主义国家论题。3)提出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唯心主义概念。这就从反面印证了实践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直接体现。     

试谈在哲学教学中如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文章阐述了对“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认识和贯彻这一原则的基本点,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校园文化:理想与现实——从“老北大的故事“说起

理想的校园文化应该体现真正的大学精神 ,以理性与良知为支撑 ,体现现代教育和管理以人为本的思想 ,富于人文关怀。既固守传统文化的精髓 ,又具有接纳当代、放眼未来的胸怀。校园文化建设应努力克服缺憾 ,向理想靠近。     

从“沉默权”看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

从＂沉默权＂的制度作用可以追踪到现代国家之中公权力所必须承担的宪法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以宪法内容的权力—权利两分法角度观察,该种举证责任在既定的宪法秩序之中产生,分为权力分配与设立中的＂肯定式举证＂和公民权利限制中的＂否定式举证＂。在当代国家,这两种举证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通过立法（广义法律）进行,其结论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既定的立法程序。进而,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于宪政秩序的建设中也就承担着合法性之证明的作用。     

用优美的形式描述丑恶的事实——保尔·策兰《死亡赋格》分析

本文试图对德语犹太诗人保尔·策兰的<死亡赋格>一诗进行全面周详的解释和分析.所谓解释多指语文学的外部研究,即简短介绍诗人生平和诗文产生的历史背景,诗文所引起的一些争议,为读者理解文本做好准备工作.分析则属于语文学内部研究的范围,它必须按照自身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术语来进行.本文试图以语文学的微观方法,从诗文的文字音韵,进而到句法-语法,然后到达诗文的综合结构,最终分析出诗文的内在结构.     

从“和合文化“看新时期中国外交策略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和追求和谐生活的精神支柱,奉行以此为出发点的外交理念是民族精神和时代发展的必然。本文从“和合文化”出发,探讨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发展走向。     

"从无看有"的非对象性思维

思维除了通过对象性的方式获得其所指与内容外,同时也可以通过非对象性的方式生成自身的意义与内容;对象性思维是一种从“有”看世界的思维方式,非对象性思维则是一种从“无”看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对象性思维所能看到的只能是现成的“有”的世界,而非对象性思维则可以看到非现成的“无”的世界;本质上,对于非对象性思维来说,它既可指向现实性,也可指向可能性,从而使得现实性范畴产生了破缺,打开了一个无限可能的思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