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企业领导权代际传承问题研究

由于家族企业传承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西方家族企业理论中将传承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重中之重是继任问题,故理论研究中甚至有将家族企业继承直接等同于继任的。继任涉及很多问题,本文仅对中国家族企业子承父业的性别与血缘因素进行     

我国家族企业传承模式的选择与风险

本文以企业所有者的视角,对＂子承父业＂和职业经理人两种传承模式进行对比,得出＂子承父业＂模式更适合于现阶段家族企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利用控制论、系统学、社会学等理论,将传承过程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并对其进行风险控制。     

家族决策权配置与企业创新——基于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1—2016年中国家族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四类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探讨了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家族—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不利于企业创新,“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有助于企业创新,“职业—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不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职业—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有助于企业创新。其中,“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最显著。(2)冗余资源弱化了“家族—家族”以及“家族—职业”两类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3)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强化了“家族—家族”以及“家族—职业”两类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4)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一方面弱化了“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则强化了“职业—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从决策权配置的视角来解释家族企业的创新战略,并兼顾了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影响,对家族企业如何设计决策权配置模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攻不破的“家族化怪圈”：家族主义文化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吗

我国家族企业渐进式的职业化变革受到家族主义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本文考察了家族主义文化对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家族主义文化越浓厚,职业经理人离职后企业越倾向于重新聘回家族经理人,且优先家庭核心圈层成员;职业经理人任期内代理成本高或处于非高技术行业环境的家族企业,家族主义文化更容易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在家族主义文化与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关系中起到抑制作用,这意味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影响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中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理解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家族企业接班人选择模式的比较

据统计,我国实行家族式管理的民营企业,约占民营企业总数的90%以上,这说明家族企业是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是具有企业和家族双重关系、以某一家族掌握企业实质控制权为特征、以追求家族利益为主要目标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的接班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接班人能否顺利完成交接,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前途,而且对我国民营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企业主及理论界都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一、接班模式的选择目前企业主接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子承父业”,由企业主的子女等家族成员继承产权并经营企业,发展成为古典…     

信任与家族企业的成长

本文通过对家族企业成长过程的分析 ,论证家族企业成长瓶颈的实质是信任资源约束 ,进而概括了华人社会3种信任资源产生的机制 ,并分析其对华人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 ,提出华人社会独特的泛家族信任既对家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但又对其成长形成制约;泛家族信任的运作成本高于理性制度信任 ,它在企业融资的广度和效度上的能力低于市场经济中的理性制度信任的功能。促进家族企业有效成长的关键是解决当代中国的双重信任残缺的状况。     

家族二代继承人的经营表现：基于性别差异的考察

随着越来越多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阶段,家族二代继承人,特别是不少女性二代继承人的经营表现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和热议。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性别差异视角分析并检验了家族二代继承人的经营表现。结果发现,相比女性二代继承人继任的家族企业,男性二代继承人继任的家族企业具有显著更高的经营绩效,表明男性二代继承人的经营表现要好于女性二代继承人。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模型等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稳健成立。本文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先天方面,由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强的冒险倾向,使得男性二代继承人经营的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即具有显著更高的研发投资水平和负债水平,从而更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表现;后天方面,由于中国“重男轻女”“传男不传女”等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二代继承人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培养,即在企业历练的时间显著更长,更可能在本土而不是到海外积累经验和资源,从而有助于其更好地经营企业。此外,本文发现女性“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是女性家族二代继承人相比男性继承人经营表现更差的另一个后天因素。本文的研究工作不仅丰富了相关文献,而...     

中国家族企业成长与社会责任——第四届“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侧记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从家族企业成长发展角度探索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很少。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定义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并认为对家族企业来说,家庭、家族和扩大的家族是重要而特殊的利益相关者,这些家族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普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文章以家族企业关系网络的拓展为例探索家族社会责任与企业持续成长之间的关系。文章最后对中国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做了简短评述。     

基于“家文化”的视角看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在“家文化”及其泛化背景影响下，我国家族企业打上了浓厚的家文化的烙印。本文试图通过对“家文化”其本质特征分析，着重探讨“家文化”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影响，寻求在“家文化”的影响下构建中国家族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以实现传统家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结合。     

国内家族企业继任研究

本文选择CNKI的CJFD作为检索库，以检索关键词的方式收集相关文献，运用统计分析法，分别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时间等方面对国内家族企业继任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未来我国家族企业继任研究的建议，为国内相关人员更好地研究家族企业继任问题提供参考。本文对于国内一般企业继任也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估计

本文系统介绍了研究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的等市场份额 (CMS)模型 ,用该模型对中国农产品整体国际竞争力的长期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 ,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 ,出口值绝对量的增长掩盖了这一趋势。出口农产品结构不优、市场结构单一是制约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采用显性比较优势 (RCA)法 ,对不同类型农产品的具体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已基本丧失 ,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鲜活原料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 ,而深加工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在显著上升。并指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

已有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要么强调了教育的作用,要么侧重于健康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度量人力资本的时候,采用了教育和健康两个指标,但是尚未有研究给出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形式。本文把教育和健康看作两种资本,人力资本由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按照Cobb-Douglas生产技术组合生成。关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另一种认为经济增长应该归功于人力资本存量。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在此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存量都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中既有人力资本积累的功劳,也有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我们以这个内生模型为理论依据设定计量模型,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要素教育和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发展模式和经济平等——苏南和温州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我国转型经济中两个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研究,探讨了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企业家)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的影响。同传统的智慧和人们的直觉——认为市场有产生不平等的天然倾向,而国家(政府)则有再分配和校正不平等的能力和企图——不一致的是,本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苏南)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产生了收入和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而企业家推动的发展模式(温州)则出人意料地导致了相对平等的结果。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地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机会结构的不同。研究结论对于我们寻求在发展的同时尽量达到公平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本文从4个方面、以19个指标为基础构造了衡量中国经济转型(即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制度变量——市场化相对指数,从该指数的数据特征和图形分析的结果看,新构建的指数较好地描绘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该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运用协整理论和动态建模方法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证实了1978～2003年间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证实了资本和劳动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该模型较好地模拟了市场化改革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虽然将经济制度视为外生因素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丰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体现经济转型对增长的影响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股权分裂、激励问题与股利政策——中国股利之谜及其成因分析

通过中国上市公司10年股利政策实践的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与经典股利理论还是西方国家相比,这一财务行为存在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中国股利之谜”。通过一个简化融资模型,我们阐明了这一“股利之谜”形成的制度根源在于中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即股权分裂。股权分裂的存在,加上非流通股的控股地位以及低廉的投资成本,使得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决策中的激励问题(尤其是非流通股股东及其代理人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处于一种激化状态。在外部约束失效的当前中国经济中,由于这些控股股东及其代理人作为“内部人”基本可以为所欲为,以各种“合法”的财务行为侵害流通股股东权益,进而导致财务决策机制扭曲,股利分配行为的异化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中国房地产市场投机泡沫实证分析

由于对国民经济具有明显的乘数带动效应,因此房地产业既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也可能导致经济过热,进而常常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首选对象和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概况进行了简要分析,介绍了有关泡沫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研究,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定义了房地产基本价值、投机泡沫和泡沫度,并利用中国房地产的相关数据,对中国房地产基本价值、投机泡沫和泡沫度进行了实际计算,得出了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产生、而且比较严重的结论,并解释了中国房地产投机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挤出房地产泡沫的若干政策,并特别指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有关政策能否“上令下达,不打埋伏”是挤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关键所在。     

股权分割、公司业绩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首先回顾了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文献 ,发现并没有一致的实证依据证明股权分割损害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上市公司1995～2001年的面板数据样本 ,对上市公司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公司上市后的业绩变迁进行了实证的研究 ,结果发现:(1)公司的业绩与非流通股 (国家股、法人股 )比例呈显著的U形关系 ,非流通股独大或独小并没有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相反适度混合的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是最不利的;(2)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经营业绩整体呈逐年加速下滑趋势 ,而股权分割的差异对该趋势无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 ,把股权分割当成是中国股市问题的核心是具有误导性的 ,私有产权和全流通并不能消除股票市场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股票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无法对政府、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剥削行为进行约束 ,导致市场诚信的丧失。在制度性缺失的环境中 ,不同性质的公司控制者的行为方式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认为股权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投资者保护为基础 ,在我国大陆法系的架构下 ,当务之急是推动立法保护私有产权的合法权益 ,并通过引入“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效率     

The social auditor

The auditor is essentially a social animal. However, beyond this lies a type of audit called social audit which trie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an organization's social and more traditional business objectives. After the polar contrasting views of monetarist Friedman amd Marxism have been outlined, we concentrate on considering social audit in the more common mixed economy. With no statutory or other requirement for external social audit, the onus is on organizations to take their own initiatives. Internal resistance often needs to progress through five distinct phases to reach acceptance. Some organizations appoint consumer advocates, such as Esther Peterson. There is an underlying statutory basis to social audits, but if this is extended we enter the domain of external pressure groups, such as the private independent Social Audit and the statutory National Consumer Council. Finally, the scope and motivation for internalizing social audit is discussed.     

市场开放、企业学习及适应能力和产业成长模式转型--中国汽车产业案例研究

在综合了新古典和结构主义学派关于产业成长与市场环境之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落后国家产业成长的特点,运用“互动学习和产业成长”分析框架,研究了在加入WTO后(市场开放)我国汽车产业中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的战略调整以及这两类企业之间相对竞争优势的变化,并结合当地企业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分析了该产业的未来变化趋势。本项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伴随加入WTO而进行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使得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采取了竞相进行合资或引进新车型的战略,从而加深了它们对跨国公司的依附程度。(2)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以及双方实力和能力对比的变化导致中国汽车产业的成长模式在向依附形式转变。(3)在跨国公司超强竞争优势下,落后国家新兴产业和弱小企业的发展必须得到当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但是,这只是必要条件,而决非充分条件。在保护环境下,企业会追求最容易、最迅速的赢利方式,譬如,单纯利用市场保护享受高额利润,而不进行产品开发、技术学习和创新等能力建设。因而,政府的强有力鞭策和要求以及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互动学习关系的建立等都是当地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股权制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吗?——宏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宏智科技的股权之争为例,研究了股权设置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股权制衡结构并不能提高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恰恰相反,董事会总是被某个控制性股东完全控制,并在巨大控制权收益的驱动下,不顾其他股东利益而将上市公司掏空,引起各股东之间激烈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局面。我们认为,被有些学者所称道的股权制衡模式,并不比被大家广泛诟病的“一股独大”更有效率。在我国当前市场环境中,股权设置不能解决公司治理中的根本问题,而加强保护投资者的法制建设,约束经营者的具体行为,才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