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利益追求与规制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通过管理、协商、合作或自治等方式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或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包括社区成员、社区党组织、社区政府机构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它们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应建立和改进有关社区治理合作机制,丰富社区治理规范内容和优化社区治理规范结构,对社区治理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加以规制以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目标。     

利益关系网络变迁与社区治理多元模式的形成

内嵌利益关系网络是城市社区结构诸要素关系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制为载体的管控式利益网络是“单位—街居制”一元模式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结构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给内嵌利益关系带来明显变化,形塑了多元治理模式。在仍存留单位制社区、老旧社区、公（廉）租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政府运用有针对性的利益管控手段,依然维持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新型商品房社区,政府缺少有效的利益管控抓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利益博弈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社区治理亦走向协同治理。     

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未来进路——L社区的十年追踪研究(2008-2018年)

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改革的目标与关键内容,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着力点。在城市社区中,多民族社区由于异质性突出对实现治理有更迫切的需求与更高要求。基于此,本文从社区治理结构的角度切入,选取兰州市L社区为案例,通过对该社区2008年、2018年的田野调查,归纳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以便为进一步推进此类社区实现治理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在治理语境影响下,城市多民族社区参与治理的组织已趋于多元,但社区居民一直游离于社区治理之外,参与治理的组织呈现出弱网络合作关系,制度与资源影响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未来在社区治理主体培育方面,突破的重点是居民参与;为形成多民族社区内各参与组织实质性的合作关系,需加强制度供给和提升组织的资源汲取及互给能力。     

“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社区治理是以社区为载体,所有社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结构体现的是社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文章基于各地有益的实践探索和对社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理解,初步构建出一个较为可行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并进一步阐述了治理结构中各部分间的关系以及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等,使治理结构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和丰富的内涵。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构建新型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着力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社区多元治理结构。在总结我国探索社区治理模式取得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主要着力点,即充分发挥社区治理主体的不同作用,建立互动合作的运作机制,加强社区治理的能力建设。这三个着力点相互促进,需整体推进。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资源的跨域整合与合作困境化解——连带式治理实践的启示

在后单位制时代，建构居住、社交和工作空间处于分离状态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联，简约高效化解社区治理合作难题，成为城市社会迈向善治中的关键议题。基于整体主义治理视角和社区调查经验，展示了基层社区运用连带式制衡机制化解合作难题的过程，发现社区内外存在的利益连带、组织连带、情感连带机制如能被基层治理者发掘并跨域整合，往往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效果。提出应将整个城市作为社区治理的环境资源，建立治理主体间的有效关联，加强对社区整体主义治理实践的制度支撑，将社区居委会打造成多方主体互动式治理的公共平台，真正实现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实践路径

城市社区作为一种脱域传统"单位人"建制的"陌生人社会"空间场域,因社区主体的主要职业行动不在社区,必将引致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冲突。为维护社区公共秩序的和谐稳定,基层政府惯于采用科层下移与技术嵌入的复合模式以求速解社区复杂性冲突。这种治理策略虽效能快捷却依旧问题重重。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战略导向、以基层党建助推多元主体关系链接为组织领导、以尊重个体自主性培育共同体归属感为精神自觉、以协商民主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型治理共同体形态,具有在理念和行动上既利用"脱域"又改造"脱域"的"低投入-高效能-可持续"的治理效能结构,将成为未来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方向与行动指南。     

法治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不同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利益关系。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必须依法进行。有必要在进一步完善社区自治法律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社区自治的民主决策机制。同时,采取各种途径与措施,开展法制教育,增强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     

城市社区微治理主体博弈逻辑与协同路径研究

[提要]城市社区微治理随着我国精细化治理理念的发展而逐渐兴起，这一治理模式更加聚焦于社区日常事务，弥补了传统治理在治理末端的高成本、低效能的不足。而在微治理模式运行过程中，主体间的协同与博弈是影响微治理效率的主要因素，深刻透视博弈逻辑可知，主体参与成本与获利间的收益率是影响微治理主体博弈行为策略的主要动因。据此尝试将“成本-收益”作为主体博弈类型划分指标，将微治理主体博弈归纳为矛盾削减型博弈、共利共享型博弈、利益均衡型博弈以及冲突凸显型博弈四种。而利益失衡、责任分散、公共精神孱弱以及制度保障缺失围绕“成本-收益”主轴，进一步导致了微治理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呈现出目标、责任、价值与秩序的多重博弈。为进一步弱化主体间对抗性博弈，提升治理的合作与协同，应在凝聚治理目标与厘清治理需求的基础上，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并不断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内化形态，以拓展主体合作的发展空间，使微治理这一“邻里合作治理”模式得到有效发展。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     

我国社区网络治理的障碍与对策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过程正逐渐发育为一个相当典型的网络化结构,迫切需要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使社区问题的非政府解决方案成为可能.因此,应从网络治理的视角解析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探索如何通过资源共享、合理分工及相互合作把传统社区中的唯一治理主体——城市基层政府——和其他利益主体融合到一个横向联系的网络中,共同对社区事务进行治理.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整体性社区构建

社区是国家权力末梢的管理(控制)领域,也是国家和社会生活交接的场域。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借助国家权力的"在场",依靠国家及其执行机构资源和能力的同时,培育和发展社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以破解碎片化社区的行政化、空心化和隔离化等困境。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结合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历程,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提出整体性社区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索我国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结构,构想社区的未来发展。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实现事关党和国家政策方针贯彻落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有助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国情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具有系统性、人性化、现代化特征,并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导向;从主体结构、主体关系和结构特质三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体系进行剖析,既明晰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逻辑,又从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社区治理意识、健全保障机制、加大社区治理人员和物资投入力度、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主体间性

城市社区中多元利益与权利的平衡将促动社区治理范式的转换.社区治理中的主体间性代表着多元化、平等性的民主诉求,这展现了当今时代的精神反思和回应.同时,社区治理中的主体间性需要一定的权益设计和安排,赋予其某种程度的生发机制,才能进而促进社区治理与社会和谐.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构建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农村公共政策实施的延伸,最关键的问题便是治理中存在的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农村社区治理其实是公民社会在农村地区的重塑,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而是需要从更大程度上优化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变革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同时完善农村社区利益分配制度,着力解决农民关心的利益问题,健全农村社区利益主体的保障体制,规制各主体利益关系,以此构建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     

生态移民村落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探索——以陕西Y村为例

本文以Y村为例,通过分析其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失序与重构过程,探索生态移民村落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煤炭经济的兴衰使Y村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分化,引发村民个体利益与村社公共利益的矛盾,导致村落在组织、经济与社会关系等层面发生裂变,陷入治理失序状态。在乡村精英带领下,Y村通过完善乡村组织体系协调多元利益主体关系,通过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实现村集体与村民间的利益联结,通过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全村利益共享,使个人利益与村集体公共利益实现有效平衡,并推动社区形成合作共治格局,促进社区良序善治,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