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地主阶级奢侈纵欲的社会根源

一、门阀士族富贵“非轨道之所得”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门伐土族统治的时代，门阀土族给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研究这个时期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必须对门阀士族的阶级特性及其统治有一个深切的了解。门阀土族是一个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后，在门阀士族的操纵下．按照这个集团的利益演变，对才德越来越忽视，对出身越来越看重，到西晋初年，家世成了唯一的标准，官品成了一种世袭特权。九品又分出高品和卑品，二品以上为高品，三品以下为卑品。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土族”的局面．一般情况…     

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

两晋南朝几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门阀士族掌握政权。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均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典作家向来就十分重视对统治阶级及其内部各阶层的分析。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列宁全集》21卷40页)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阶层,本文拟就门阀士族的涵义、门阀士族存在的经济基础、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占性及其‘士庶之别’的等级编制等问题,进行探索,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晋元帝永昌改元事考

东晋太兴四年末,晋元帝因皇孙司马衍的出生,改年号为“永昌”,这是晋元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晋室南渡之后,江东政权主要操纵于门阀大族之手,晋元帝通过刘隗、刁协等人推行了一系列尊君明法的举措,但这加剧了东晋初年政治中皇权与门阀之间、南北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引起了南北士族的不满。永昌改元这一举动,表达出晋元帝树立君主权威、突破门阀政治格局以及试图取得东晋政治主导权的意愿,但触及了门阀士族的底线,成为引发王敦之乱的导火索。     

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

婚娶重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史上的重要内容。婚嫁时男女双方的父母都要花费大量钱财来为子女完婚 ,嫁资和聘金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 ,并引发了社会奢侈婚俗的蔓延。因而 ,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屡次发布诏书予以禁止。但因门阀等级内婚制所处的主导地位 ,门阀士族的相互攀比 ,庶族地主极力与士族地主联姻 ,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凡此种种 ,导致了财婚现象久盛不衰     

士族制度的兴衰

士族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有些资料又称其为世族、豪族、郡姓、大家、名门、门阀、阀阅等。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段历史，士族制度是怎样走完它由兴到衰的路程的呢？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汉政权对豪强地主的利益倍加保护，使得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在政治上，豪强大地主世代担任政府的重要官吏，形成门阀，并通过他们的门生和故吏，在朝廷内外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在经济上，豪强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他们…     

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门阀制度在魂晋南北朝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过程,记载着门阀制度的盛衰历史."士庶不婚"习俗使得门阀士族子女衰败,人才退化,后继乏人.这是门阀士族没落、门阀制度渐衰的一个直接原因和重要原因.     

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

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李培芬门阀政治是东晋政治的显著特点。王导、庚亮、谢安、桓温等代表的南渡中原士族大家族相继或交替把持中央大权，与东晋政治生活相始终，使当地的吴姓士族集团不免相形见绌。尽管如此，他们仍给东晋政治的发展史抹上了浓重的一笔。公元３００年，赵...     

唐代高门士族入宋后裔考略

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各个社会领域均有不同的表现.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应算是阶层变动中的明显特征之一.崔、卢、李、郑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至宋朝时,这些家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裔已难以再凭借门阀而“显著”,亦难以像先朝一样以门阀相矜.但是,某些适应宋代社会环境的支系,仍然可以不断培养出仕宦成员,成为两宋世家大族的组成部分.     

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魏晋时期出台的一系列特权法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出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内在关系,明确指出:士族门阀制度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魏晋时期的特权法在士族门阀制度的演进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

考察门阀士族从兴起、鼎盛到衰亡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南朝刘宋这个时局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古政治史发生了急剧变化,长期左右江南政局的门阀制度开始走向没落,由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本文从考察在门阀政治中扮演主角的门阀士族命运的演变入手,力图揭示这一时期门阀士族从政治中心到边缘的诸多问题,以此角度来审视魏晋南北朝史中门阀制度是如何由盛而衰的这个热门课题。一东晋末年,长期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尖锐激化,以刘裕为代表的在动乱中发展了实力的寒人集团乘机而起,最终代晋建宋。披阅史籍,我发现这一历史事变居然在即将被改…     

两晋学官制度三辨

西晋初立国子学的时间应以《晋书·武帝纪》和《宋书·礼志》的记载为确,是在晋武帝成宁二年（276）。西晋国子学设立的原因：一为魏晋时期严于门阀之制,士庶界限分明,因此于太子外,对为高门华族子弟设立国子学;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儒教凋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不得不“二学并建”。东晋没有一个与国子学分立、作为实体存在的太学;国子学专容贵胄,教育成为士族高官子弟独享的特权。     

魏晋人物品题与寒门仕进

在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魏晋时期，人物品题虽然是士族阶层遴选官员的舆论工具，但它作为提供人材信息的主要方式，在社会动荡、亟需“能士”的王朝更替时期——魏晋之际、两晋之际和晋宋之际，为寒门仕进打开了路径，从中亦可窥见门阀政治发生、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过程。     

南朝玄儒消长初探

<正> 玄学是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在门阀专政的东晋社会,玄学一枝独秀。东晋的玄学家们虽然在理论上无所建树,但他们身居显职,口吐玄虚,手挥(?)尾,大扇玄风,以至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随着东晋门阀政治的瓦解,玄学从兴盛走向衰落,儒学重新获得生机,玄儒消长是南朝思想文化变化的必然趋势。刘(?)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学的变化如此,整个思想文化的变化也莫不如此。当门阀士族丧失了对最高权力的控制,玄学也就逐渐地丧失了它     

玄学不是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

<正> 以前,人们总认为魏晋玄学是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魏晋玄学虽说是士族哲学,但并不是士族的官方哲学。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有派別之分。从身世上讲,一部分士族是由汉代的豪强地主、高级官员、儒门大族演化来的,这部分人名望高贵,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势力。一部分人则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在汉末的大动乱中,靠着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逐渐升发起来的。从思想上讲,前一部分人是世代儒学,具有家学渊源,自幼习礼读经,对儒家名教有着特殊的感情。后一部     

北齐尉氏家族的门第建构与华夏认同

脱胎于内徙胡人的北朝胡姓是中古门阀士族群体的重要成员，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士族化道路与汉人迥异，体制层面的门第建构与文化心态的华夏认同双管齐下，在门阀化的同时潜移默化间变夷从夏，汉化归根结底是以上流阶级为导向的门阀士族化。故籍善无郡的北齐鲜卑尉氏家族的发迹堪称明证，他们并非著籍河南洛阳之北魏勋臣尉迟氏，而是东魏、北齐因缘际会的新贵，符合士族社会门第再造的规律。河北保定曲阳县产德乡近年出土大量尉景家族墓志，以墓志为中心，揭示其门第形成和观念嬗变，反映了胡姓士族的演进趋势。门阀化与华夏化是这些墓志修撰的并行主线，表明二者一体两面的紧密关系，而围绕婚(社会)嫁、宦(体制)、学(文化)展开的篇章，更能展现尉氏新贵高度的门第与华夏自觉。     

试论南北朝三地诗歌的文化精神--兼及南北诗风融合的文化动因

东魏北齐与南朝文学交流频繁。然而北齐诗坛并未出现南北诗风融合的局面 ,相反却转向华艳。这表现出北朝文学受南朝文学影响的阶段性差异 ,折射出北齐的腐败政局及汉族士人备受压抑的心态 ,昭示出北齐文化难以自立的尴尬境地。梁陈诗歌则昭示出汉晋传统文化以正朔自居的文化心态与文化向心力实际削弱的趋势。西魏北周虽无文学创作的卓著实绩 ,但以宇文泰为首的关陇集团于北齐、梁陈之外别树以长安文化为核心的“周礼”文化系统 ,为南北朝诗歌走向初盛唐诗歌的成熟境界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具有特别的文化向心与凝聚意义。唐诗之形成不仅仅是北方刚健质实的思想内容与南朝日臻完善的艺术技巧的融合 ,关陇集团所铸造的长安文化精神是南北诗风得以融会的内在动因。     

弘农杨氏后裔在北宋的播迁分布及入仕途径考述

弘农杨氏是我国中古时期最著名的世家大族之一,汉唐间因固守本望而受时人称许。但在唐末五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士人多离乡里,弘农杨氏子孙也为了生存四处播迁,定居他乡。北宋时期,杨氏后裔的播迁分布范围非常分散且南移趋势明显。入仕途径整体上以恩荫居多、科举次之,但具体到不同地区的家庭又有明显差异。总体而言,入仕北宋的杨氏后裔虽失去昔日的世袭特权,但入仕途径仍以恩荫为主,同时传承习儒传经的优良家风,在科举方面也有着较强的竞争力,使家族能够顺应时代变化,维持家族的发展。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士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士族垄断经济、政治和文化,同时也垄断史学,所以那时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乃是门阀士族的史学。谱系之书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魏晋南北朝的谱系之书,主要包括家谱、姓氏学和谱学专著三个部分。     

简索魏晋玄学对《三国志》的影响

玄学是两汉和魏晋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的“有无”和“独化”思想，直接从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揭示了宇宙的本质。“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的观点，向门阀制度发起冲击；人被从神那里提升出来，个性受到尊重。具体到社会问题上，就是爱民爱才，并为三国统治者采用。揭示了人才使用与国家或集团兴盛与灭亡的关系；用“得意忘言”，即抓宗旨的笔法去描写人物。这些思想均渗透于《三国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