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图腾与国家形象——跨文化交际视野下国家形象符号化比较研究

从文化图腾到国家形象,中国“龙”经历了历史的洗礼,也在世界格局和文化体系的扭转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中西方对龙的解读纯属一个历史的误解,也是产生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一种跨文化沟通的结果。无论当时是否促进了文化间的理解和互动,今天的中国龙在经历天朝帝国、殖民主义、民族独立和民族觉醒的阶段后,开始由西方的文化解读转变到让西方按照中国的文化语境去认知,这不仅是龙的文化蕴涵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形象改变的体现。     

天下观的消解与民族国家观的构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与此同时,各界人士传统的天下观逐渐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观。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利用西方现代政治概念和理论,重塑中国传统的"天下""民族""国家"等观念,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思想转变先后经历了传统社会"天下观"消解和朝贡体系解体,到"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几个阶段。     

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受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并成为他们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早期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否定,到明确申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的变化过程。之所以从批判否定到忠诚继承,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思想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不可否定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全球化与中西文化冲突的价值取向

本文认为近代以来,伴随全球化,西方文化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渗透,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拒斥、被动接纳西方文化和中西文化会通三个逻辑阶段。本文以全球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三位一体”为最高价值标准,评析了中西文化冲突的三个阶段的价值取向。在中西文化冲突、磨擦过程中,一方面,西方文化精华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渗透,实现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精华的价值取向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可”;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也向西方文化渗透,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价值取向被西方文化“认可”,并以统一的价值取向,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会通和创造性运用。     

白话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

中国人使用的书面语言在近代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这个过程漫长、曲折而又复杂,一批文化精英和官方携手推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变革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现代性含义,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科学理性的觉醒、普通大众的权利、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的白话文运动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阶段,从开始兴起到曲折发展再到最终取得胜利,伴随着传统文化的扬弃和新文化的再生,把中国和中国人带入了与以往不同的现代性世界.     

关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从早年知识启蒙和世界观型塑的时期,到长沙求学思想转变和各种主义选择的时期,最后是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并实践积累的时期,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从反思的自发性,发展为冷静思考的自发性,最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自觉性。基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考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视角,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具体展开,最终理清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和逻辑。这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以及具体文化建设的展开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

金庸小说在内容上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在形式上融历史入传奇、借传奇表现传统，并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结合部切入进行多重超越，形成了大俗大雅、至幼至真的独特风格，创造了超越细节真实而诉诸理念真实、文化真实的小说样式。金庸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诸多成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找到了一各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正确之途，对我们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栀子审美文化探析

栀子是中国传统名花,经历了从实用功能到审美价值,再到象征意义的演进。这种演进是“层累”式的,而并非是“替换”式的。经过不断抉发、丰富,栀子最终完成了实用、审美、象征的功能整合。栀子从实用到象征、从民间到文人,从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很多花卉的共同走向。揭明通过栀子的文化内涵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认识民族文化心理。     

中国古典绘画表现语言的哲学意味

中国古典绘画的美学思想及理论框架，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影响下而逐渐发展成熟的。同时，它又是在本民族整体文化诸多因素渗透下所积淀的产物，其超越自然的理念，富于浪漫色彩的表现语言与注重内在精神品质的创作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绘画宏大而深邃的艺术境界。“天人、物我谐一”、“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等哲学的思辨在传统绘画形式上无不打上深刻的烙印。因此，只有加深对中国民族的深层意识、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结构的理解，才能站在较高的视点品味中国古典绘画艺术。     

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之历史考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割不断的,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有史以来的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继承性等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至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四个阶段即从部分肯定到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最后到肯定的过程,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有分析地批判到批判地继承再到彻底批判最后到为我所用的方略变化过程,考察与省视这一过程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建设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实伦理：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基础及趋势

从人生意义、家本位思想、代际关系三个方面阐述了农民生育观念的演变过程,并从结构与文化两个维度,对不同年代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现象进行分析。得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业化、城市化浸透着农村社会,传统社会中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秩序、乡村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的生育观念经历了一个从家本位思想到个体化思想的转变过程,当前农民的生活意义已经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     

《道德经》英译的缘起与发展

《道德经》的翻译从16世纪开始,已经历了三次高潮。从理雅各服务基督教传播、融合中西思想、归化特征明显的翻译,到韦利传播中国文化以医治西方的弊端、为忠实内容而不惜牺牲文字优美的翻译,再到林语堂既忠实于中国文化又兼顾西方读者、努力再现源语内容和语言美的翻译,《道德经》的英译策略经历了从归化法为主到力图同时传达原作思想内涵和语言风格的异化法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从认知到认可再到欢迎的过程。     

“改革题材小说”中的文化认同及审美演变——从《乔厂长上任记》到《那儿》

“改革题材小说”中的文化认同经历了“乔光朴”式的强烈民族文化认同,中经“印家厚”式的家庭伦理认同,“康伟业”、“林珠”式的跨国文化认同,“吕建国”式的社群伦理认同,最终发展到“朱卫国”式的社群伦理认同的危机及宗教式认同.“改革题材小说”中文化认同的蜕变使作品的审美品格经历了从悲壮、情调叙事、悲凉到悲剧的演变.然而这样一种历时的、被动地依据时代和社会变革书写文化认同的方式体现了“改革题材小说”的缺失.《古船》以史诗般的审美风格体现了文化认同的构建必须纳入到对自我与现实的双重超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并不失文学审美特质的综合性思考框架之中.     

佛教的中国化与僧肇的哲学思想

(一) 佛教传入我国后,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思想理论上看,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佛教初传到两晋时期,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佛教主要是依附于传统思想而在中土扎下根,在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中得到发展。僧肇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阶段的终结。第二个阶段,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这是中国佛教走向独立发展与鼎盛的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阶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

“救赎论”是以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为前提的,原罪的思想即罪感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原罪的思想”———这种观点几乎成了人们的常识、共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原罪思想”,这一思想可能就蕴藏在庄子关于“混沌开窍”的寓言之中。各民族关于原罪的思想,可能正是自己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巨大的精神文化资源。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迫切需要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原罪思想”。     

浅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亦即政治上的一统和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大一统”思想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建构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养成的一种民族心理与感情,是团结、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动体现。     

浅谈西方传统人论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

分别从古希腊早期(古朴时期)、古典时期及希腊化时期等几个阶段,阐述了人们对其自身的认识过程,由此得出西方传统人论思想的发展经历了由自然哲学向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形态的转变和二者的统一,以及随后的以个人生活为本位的伦理思想到最后超越现实的新柏拉图主义.     

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影响力在泰国逐步减弱。这一典型案例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