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庄子情结

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在 2 0世纪后期的华人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在着力揭示受道家影响的中国诗学与西方传统诗学美感视域的差异的同时 ,又极力探寻它与西方现代美学的汇通之处。在这一“同异全识”的比较诗学框架中 ,庄子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揭示这一点 ,既有助于去除西方诗学对中国诗学的遮蔽 ,也为中国诗学通于世界、通于当代、实现其现代转换提供了重要启示。     

为了活泼泼的整体生命——《叶维廉文集》序

叶维廉既是杰出的诗人,又是杰出的理论家。他的诗歌源于五四新文化传统,承接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歌余脉,开台湾现代派诗歌一代诗风,贯通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他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以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学规律为起点,继而突破文学、哲学、语言和历史的边界,走向跨学科、跨文化的传释研究。他的理论研究中渗透着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敏感与灵感,独具特色,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以及比较诗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接续历史的整体之思——浅析叶维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叶维廉反思现代文学研究的真知灼见,长期为他在古典美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成就所掩盖.综观叶维廉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以"历史整体性"的思维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探寻现代文学传统的新质,使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当代文学贯通起来;其二,批判五四后的"定型思维"及其危害,以此展开对现代性思维专制的批判,显现其文学现代性反思的独特路径.叶维廉接续历史的整体之思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显得尤为深刻.     

道家道教虚静观与中国传统器乐文化

道家道教虚静观是道家道教哲学基础 ,同时它为中国传统器乐文化提供了丰富营养 ,在中国传统器乐文化中体现为三种境界 :收心去欲 ;物我两忘 ;“大美”、“大音”。道家道教虚静观是中国传统器乐文化艺术创造的美学归趋。     

叶维廉诗学理论诱因分析

叶维廉的比较诗学理论产生于他的经验性实践中。在创作、翻译、批评及比较过程中,叶维廉对中西语言是否具有同等表意功能、对西方近现代哲人和诗人百多年来为何寻求超越传统、对不同文化间的美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思维结构和价值判断标准是否相同等一系列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诱发了他的诗学理论。梳理叶维廉诗学理论的诱发因素,探讨其形成的过程,会获得有意义的发现与启示。     

学术史视野下的诗学考察——读《叶维廉与中国诗学》

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出入中西语境,积极活跃于台湾、香港、大陆、北美学界,研究领域涉及现代诗论、中西古典诗学、道家美学、比较诗学、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现代小说、绘画等多个领域,对于这样一个学术视野开阔且具争议性的当代学者进行学术个案的整体研究极具挑战性.近十年来,大陆的叶维廉研究热持续不歇,发表直接相关的文章的近百篇,硕博论文14篇,专著2本.闫月珍教授《叶维廉与中国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均只注页码)无疑是目前学界叶维廉诗学思想研究最为全面、最为深入的著作.     

京派小说的现代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

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入手,管窥其与京派小说中现代意识内在的多角度联系和京派小说现代意识独特的深层蕴意。他们的现代意识是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心理学、美学理论,对传统进行重新阐释和运用,从审美角度反思现代性。     

“物我双会”说——中国古代的艺术观照方式论

“物我双会”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刻命题,肇始于南朝,极盛于清代,它不仅有其理论演变的逻辑进程,而且有其思想发生的文化背景。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世界观,以“虚静”为特点的哲学认识论和以“比德”为特点的审美观照传统,道家兼合“无欲”、“有欲”的观“道”方式,佛家圆融“真”、“俗”二谛的“中观”思想,无不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美学命题又因与现代“发生认识论”和“审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相吻合而至今仍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叶维廉对道家美学抒情性的探寻

在对中国美学的抒情性进行探寻的学术进程中,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的入思方式似乎并不入于主流之论而独辟蹊径.这里拟对叶维廉发现的中国美学的另一条抒情路线进行描述和评价.     

道家伦理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无论在《老子》、《庄子》等历史“文本”中.还是在与儒家伦理的相糅互补历程中.道家伦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以及对土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人格范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道家伦理虽具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但也存在有值得“扬弃”的合理成分.而正是在其“合理成分”中含有“古今共理”的东西,可以进行现代价值的再创造.因此.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当代中国的伦理建设、也应对道家伦理予以足够的重视.道家伦理以”无为”原则为核心,展开为三个方面:“道常无为”和人性“素朴”的道德观、人性论;“轻物重生”、崇尚“精神自由”的人生哲理;“与时俱化”又“不与物迁”的人格范式和“柔弱谦下”、“功成身退”的为人之德和处世艺术.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儒道两家对相人术的超越及其文学表现

相人术作为一种预测方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留下许多记载。通过对人的外貌神情、举止言谈的观察 ,从而推断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儒道两家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儒家遵照其“有诸内则发诸外”的原则 ,认为人物的美与善具有内在的联系 ,二者经历了由分离到重合的演变过程。道家则以美与善的巨大反差诠释了其独特的生命意识。虽然儒道都对人的外貌很关注 ,但儒家在伦理道德的层面品评人物 ,道家则上升到了道的境界     

《文子》的生命哲学

<文子>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典籍,除以道为统领从正面阐述其治国安民的道理外,也苦苦思考了怎样呵护人的生命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人的生命存在可分为肉体生命存在、精神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三个层面.而<文子>的生命哲学要旨正是表现了对这三个生命存在层面的真诚呵护,呈现了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会通与疏离：论沈从文与道家文化关系

沈从文思想与创作都与道家文化有着较为鲜明的关联。其人生境遇中山水自然的滋养,虚己待物的性情．形成了他与道家文化会通的基础;他对都市文明的批判,对湘西边地的表现,从正反两面深契了道家精神。但时代的影响,视阈的新变,让他最终疏离并超越了道家的局限。     

韩愈的名实观与攘斥佛老

在名实问题上，韩愈名实兼重，不同于柳宗元之去名求实。韩愈虽排佛老，但不以佛老废人，对于僧人道士身上近于人情的质素仍持肯定态度。本着以实正名的原则，韩愈希望僧人道士能弃佛还俗，复归儒道。     

论崔志远的道教思想

崔致远的道教思想体现在他的生活时代、作品创作及回国后的社会影响等几个方面。     

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道德经》译本——论安乐哲《道德经》英译的哲学阐释

Tao Te Ching“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是比较哲学家安ft．哲对《道德经》的英译,《道德经》英译本很多,但安乐哲译本具有独特的比较哲学视角。他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重视道家哲学中的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等特点,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发现道家修己成人的特点。在翻译时,他把这种认识融入到具体词汇语句的翻译中,强调从道家哲学自身特点出发,这一倾向体现在其翻译上,即是注重关键词语的翻译、多动名词、注重语言的模糊性和丰富性。     

黄宗羲的“天”之辨

在考察黄宗羲关于＂天＂的概念时,我们会发现他提到了两种＂天＂的概念：一是他认为＂天＂即＂气＂,是万物的始源;一是他认为＂天＂即＂理＂,是万物的主宰。这两种概念是不冲突的,毋宁说是互补的。无论是＂气＂之天还是＂理＂之天,终归是一天。＂理＂之天不过是＂气＂之天的一项重要功能的体现。而这就展示了东方哲学的独特逻辑,即部分与整体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郭象历史哲学发微

郭象的历史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否定了宇宙发生过程的存在,认为世界没有绝对的“开始”和“时间”,人类社会不存在必然性历史退化,仅是世时各异。圣人治国之“迹”不同,而以无心顺应时代变化的治国之道“所以迹”却是相同的,因势利导实施礼乐教化、刑名法术甚至军事征服,都是无为。圣人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面临乱世的后王治国难度更大。为了扭转西晋玄学的虚无主义倾向,郭象以黄老历史哲学误读《庄子》,将该书注释成积极入世的经典,其中可能受到佛教的某些间接影响。     

慎到学派归属问题再辨

由于慎到思想中道法兼容,学术界对他的学派定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虽说《史记》早就明言“慎到本于黄老”,但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黄帝四经》之前,人们对“黄老”的认识非常模糊,从而误把“黄老之学”等同于道家学说。随着对黄老家研究的日渐深入,慎到的真面目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本文试图把学术界曾存在的争论观点做一总结,笔者认为,慎到的思想形成不存在由道入法的转变过程,其原本就是道法兼容的黄老家,慎到的学说特点体现为:吸收道家思想对法家理论进行本原化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