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资本主义精神危机

西方现代派文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结出的酸果:一、它所反映的现代西方社会,由于传统的信念和价值标准的崩溃,陷入了空前深刻的精神危机;二、属于现代派范畴的作家是一切失去了原有根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归宿的精神上的流亡者,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浪子,他们自身也处于不可克服的精神危机之中。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中心图画是非理性世界中的非理性的人。这里所谓的“非理性”,其实际含义主要是:它已非西方传统的理性所能解释,换句话讲,现实已经和传统的理性分离,在精神上呈现出一片混乱;曾经长期作为西方精神支柱的理性,由于经不起现实的检验被视为“童稚的幻想”,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以理性面目出现的非理性现象──浅析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非理性特点

一、从以理节欲到以理杀人人是理性非理性的统一。尽管理性非理性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但从伦理道德意义上讲,人对理性非理性概念又有着共同认识,人们共同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就是理性的象征,而人的情感、本能和欲望等则属于人的非理性因素。没有理性,人就会倒退为动物;没有非理性,人的感性生活世界便会陷入严重危机。任何时代的人都要面临如何处理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问题。中国历来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而作为社会文化主流的儒家伦理道德则反映出一种特殊的理性精神,为中国国民提供了一…     

现代境遇中审美教育的功用

近一百年间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 ,现代工业文明使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 ,物质财富不断增长 ,人类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兴旺。然而 ,现代技术文明的发展具有一种悖论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① 技术文明的大规模产生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 ,也大大加剧了不利于自身的异已力量的产生 ,其负面效应与日剧增 ,愈益昭彰 ,带给人类一个又一个苦涩之果。尤其是2 0世纪中期以后 ,…     

情感社会学三题三议

文章探讨了情感社会学的三个基本问题:其一,按照关系主义方法论原则,我们认为情感既有个人自主的一面,又有受社会决定的一面;其二,情感的私人运用意味着“为个人、为自己”,因而受社会的限制,而“为社会、为他人”这种情感的公共运用则受到社会的鼓励;其三,在理性与情感关系问题上,要注意克服“强理性弱情感论”与“弱理性强情感论”各自的片面性,看到理性与情感既是分化的、对立的,也是融合的、统一的。     

市场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划界与归根──先验文明结构批判

拜金主义和道德滑坡问题是市场越界的表现，市场越界是对道德越界的惩罚。这个问题的出现说明，亚当·斯密在西方社会转型时期指出过的市场与道德的对立，不仅长期困惑西方人，也开始困惑我们。通观人类文明结构的演进过程，以及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化的趋势，可以认为，市场文明与道德文明是界限分明而又内在联系的新型文明结构，这种新型文明结构是对支持市场与道德越界的形而上学先验文明结构的克服。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对立和越界，是人类社会文明结构上的对立在主体理性上的表现，这个对立不仅困惑着东西方人的思想，也影响着市场与道德的划界。康德对先验理性结构的批判，出色完成了对主体理性的划界，使主体理性因从形而上学囚笼中解脱出来而觉醒，这觉醒的理性对医治市场与道德的越界，科学理性的独断与道德非理性之对立等现代社会病，仍不失为对症良药。     

后疫情时代文明危机的消解与澄明——风险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及其方法论意蕴

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意义危机,知性科学把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以否定人的感性生命存在去寻求超感觉世界的普遍规律,以单一程式化的知性思维去规定感性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风险辩证法是人类洞察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的哲学智慧,对当代人类科学理性及其文明发展悖论的反思成为它的主要任务。风险辩证法破译支撑知性科学的现代形而上学基因密码,揭示科学理性、风险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内在关联机制,剖析现代性意识形态与知识样式的现实生活前提,消解知性科学对个人生活选择的独断,澄明科学理性的感性存在论基础,赋予科学理性以人的感性光辉,将感性、知性和理性统一于人类的历史性的科学和社会活动中,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达风险社会现实、彰显生命意义与自由精神的思想桥梁。风险辩证法面向风险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在感性的现实生活冲突与矛盾运动中把握风险社会时代脉搏、历史走势和人类命运,从本质上奠定破解时代问题之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新知识类型与理论创新的学术定向。     

休谟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道德哲学解读

在休谟的道德世界中,情感代替理性成为道德评判和道德原则的主宰,扭转了古代伦理学的理性思维,开启了自我的情感世界。休谟认为,道德的区别来源于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对自我而言,实则是一种基于苦乐感而来的特殊情感。同时,借助于人性中共有的同情感,个体自我的道德情感与他人相互传递、产生共鸣,普遍的道德基础和原则得以确立。重新审视休谟理论的情感特质,不仅可以展现他对丰富和发展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做出的独特贡献,也能反思当下人们为解决现代道德危机所提出的“非此即彼”的僵固思维模式。     

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

如果我们不是以“狭隘的地域性”的眼光,而是以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社会文化问题,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文化遗产实在太丰富了:就大的文化系统来说,中国的、西欧的、印度的、俄罗斯的、阿拉伯的……;就时代来说:古代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就阶级来说,“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同一阶级中的不同集团还各有各的主义”!就学科来说,政治的、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呢?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系列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系统分析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系统。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和研究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作者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解读，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特征。系统要素之间的冲突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法与理性

“理性”概念的运用,对于以西方为先导的近现代人类法律文明制度的形成、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是巨大的。自从西方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立法以来,近现代西方法律就被宣布建立在“理性”之上。当中国最初因被西方的洋炮轰开紧闭的关锁,而极不情愿地迈开走向现代化的蹒跚步履时,中国人并不清楚法律制度现代化以及作为它的思想先导的理论观念现代化的意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主导下,“理性”概念虽有人提及,却终因响应者寥落而归于寂寞,更无形成民族新意识、国家新制度的可能。正如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一样,肇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首倡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也不专属于西方。“理性”是全人类的理性。然而至今为止,中国法学的主流理论对法律的精神实质的阐释仍满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说,而对“理性”并无认真关注。因此研究、阐发“理性”精神,使之贯穿于我们的法律形成、法律运作的全过程,乃至深入民族意识之中,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并且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新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伦理问题综述

“新经济”时代 ,一方面 ,经济飞速增长 ,技术迅速提高 ,人类的交往空前扩大 ;另一方面 ,却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和困境 :人情淡薄、犯罪猖獗、资源破坏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 :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的道德伦理越来越密不可分。一、经济伦理的现代危机对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困境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都将之与西方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而造成价值理性的衰落联系起来。奥斯特罗姆认为 ,虽然韦伯把具有官僚行政体制的“独裁”政府管理体制看作是西方文明中“法律理性”的基础 ,但他的法律理性观念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卢梭式的悖论 :“人生而自由 ,…     

西方技术批判理论及其启示

现代科技进步及其广泛应用,由于过分的功利目的,将其自身限定在解决技术难题的层面,忽视了技术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从而最终变为一种工具的或技术的理性。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技术批判理论从关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此做了深刻剖析。这种剖析的实质是对科技异化、理性异化的批判。在现代人类文明进步中,技术理性危机的出现不仅有科学技术自身的原因,而且有深刻的历史的、哲学的与社会心理的根源。西方技术批判理论尽管存在某些缺陷和不足,但它所提出的问题为人们提供了启示。我国在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必须汲取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教训,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精华整合起来,开创一条全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存在的尴尬:虚妄与虚无

现代人处于一种两难的抉择中 :一方面我们所要承受的传统价值毫无例外地包含着虚妄 ,另一方面要彻底拒绝这一切又面临着价值虚无。现代思想家认定人的生命本质是非理性的 ,从而将传统的理性观击碎 ,把乌托邦送入坟墓。现代中国人的处境比西方人更为尴尬 :虚妄的价值尚未摆脱 ,价值的虚无又威胁过来 ,这就是面对市场经济的两难抉择。现代人必须直面和超越这种尴尬 ,既不返回传统 ,也不割裂传统 ,而是重构属于每个人的意识世界 ,由“人是属社会的存在”变成“社会是属人的存在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存在主义的“后现代”思考

后现代社会尽管物象繁华 ,但是在“狂欢”的背后 ,仍然是存在主义者当初提出并关注的个体存在的基本问题 ,即以存在的荒谬为核心的情绪体悟。循此思路加以探究 ,并在存在主义及文学作品和后现代的现实间穿梭 ,而展开追问和思辨 ,分析了存在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和对于现代社会的解读意义。我们应融合东西方的思想提出解决的思路。为此 ,应强调 :人作为存在的价值和受到关注的必要性 ;人与“周围世界”、人与“共同世界”的责任和权益的关系 ;肯定存在主义者对于“行动”“介入”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死亡的关注来引领人对生之热爱和精神的追寻 ;呼吁人们将目光投向“新理性”的探索     

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

“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它不仅是理论理性的知识论概念 ,更是实践理性的本体性概念 ,二者之间构成了内在张力 ,贯穿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之中。康德哲学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结合 ,是理性与非理性 (或超理性 )的矛盾统一 ,正是这种张力 ,推动着康德哲学体系的运转 ,而“物自体”是其轴心。康德对“物自体”的设定在于批判先验实在论 ,使人回到现实的经验世界 ,同时启迪人们从经验世界走向理想。而这都必须在实践中达成。康德哲学由此实现了知识与人文价值的结合 ,知识向人文价值的转化和生成 ;从而端正了西方智力思维的运思路径 ,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营造人性的生活世界指明了方向。     

现代西方文明协调发展论之我见

现代西方文明协调发展论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论反思的成果。其主要内容:协调发展的文明系统论,揭示了文明的协调发展实质,指出文明是包含经济、政治的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协调的整体系统;世界历史的文明统一体论,表明世界文明是多元发展、相互交流及具有统一性的整体;社会危机的文明批判论,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是文明的失调与对抗,指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协调发展。     

科学与人文

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始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 ,其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科学作为西方的人文 ,是自由的学问。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唯人主义” (人道主义 )人文传统 ,由于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 ,有可能从根本上背离“自由”这个古典人文理想 ;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 ,不仅保留了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 ,而且增加了实用的目的 ,以其效用服务于人类。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 ,近代科学的两大传统———理性与经验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这种新的理性形式。事实上 ,近代科学与人文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而互相隔离 ;另一方面又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弘扬科学精神 ,弘扬的应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 ,亦即自由精神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理性的颠倒”的“颠倒”

黑格尔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代表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通过主体性的张扬所实现主客对立的和解之至极。但是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理性的颠倒所实现的主客和解却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 ,他通过对黑格尔所作的“语言化意谓为共相”和“反思变现象为本质”的“理性的颠倒”的再颠倒 ,朝向“应合于大道的道说”并“投身于本有 (大道 )之中” ,从而反正了黑格尔乃至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精神超越的方向 ,通过由无限到有限 ,由绝对 (的神 )到人的超越达乎人的存在自身 ,而最终走出思想与对象、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执 ,彻底告别了统治西方世界二千多年的对象性、表象性的“理性的颠倒” ,而步入一种新的思想道路     

数字化的涂层危机及其人文拯救

现代社会正在进入数字社会,一方面,数字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数字化也成为一些主体进行掩饰、涂层的材料和工具。数字化与涂层策略的结合以及数字化的涂层化带来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当人们开始使用“元”“宇宙”等概念标识、涂层数字化进行“概念狂欢”时,可能标志着数字化这个维度的文明要素、领域、行业开始出现泡沫甚至危机。数字化的泛化、涂层化、过度发展具有多重危害：导致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谋生方式的畸形;营建了一种外在秩序,加深了危机与风险;使社会交往表层化,加深了主体间性的断裂;导致情感控制、情感亢奋与情感冷漠的共存。全面认识数字化的文明属性、生命目的、内在不足,切实提升数字化的普惠度,推动文明的基础创新、基础稳定,对于克服数字化的涂层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人文化、普惠化、公共化、人民化是数字化的发展方向,数字化应该成为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