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行》的超越维度：儒家群体的建设与追求

《儒行》篇对儒家群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宋儒的质疑导致后世忽视《儒行》篇的重要性,至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篇再度获得推崇,康有为、陈焕章将《儒行》视为孔子为制定孔教而设的条规。他们提出儒服是孔子改制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这种改制论,儒服同样具有群体性意义。相比儒服,孔子更为看重儒行,将行为视为儒者的判定标准。儒者行为重在学问,其内容是忠信,目的是求仁。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在没有出仕时,儒者秉持坐起恭敬的修为,沟通与把握天命;出仕之后,儒者将天下百姓与自身性命视为一体,以天下生民为终极归宿。     

论儒的最初职业与身份自觉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儒》指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作为达名,儒在古代中国往往是知识阶层的统称,而且也并不仅限于儒家门生。作为一类物事的种属称谓,儒通常用以指称具有一定德行品格与专门才能的人。作为具体的学派名称,一般则专指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以仁义之道为行动意旨与生活理想、敬拜孔子为圣师的儒家。作为一种正规职业的儒,可能开始于殷商。发展至西周时代,儒者已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分别。春秋之后那些一度专以祝、宗、卜、史为职业的人群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经过自觉改造而转化为可以为上层贵族相礼、教书的知识分子,继续为主流社会服务,另一部分则蜕变成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粗野乡民,有的堕落为穷困潦倒、不稼不穑、无所事事的游民,有的甚至做起了劫贼的勾当。《荀子·儒效》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其位则美俗。这是儒家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使命、功能、作用进行了全面定位,使儒由原先的治丧、相礼或教书上升到经世、济民、治天下的高度,其活动舞台也从普通民居走向了帝王庙堂。而荀子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则是荀子本人于职业、人格上的理想划分,也是对当时儒之流品基本现状的忠实记载与客观描述。     

从《周易·需》卦看孔前之儒

本文认为,从文字学的角度讲,“需”就是最初的“儒”字,它揭示了早期儒者的术士性。而《周易》中的《需》卦所示,正是先秦孔子之前儒者的写照。     

傅斯年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重新解读

傅斯年在其论著中,对孔子及其学说予以了重新解读,在儒者的起源、孔子与经典的关系、孔子学说的内容以及孔子学说成为正统和适应秦汉以来的社会的原因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别样的看法。他认为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孔子删《诗》说“乃汉儒造作之论”,《易》和孔子及儒家没有关系,孔子和《春秋》的关系虽不能确定,但其思想却是孔子的。孔子的政治论和天人论都表现出过渡的、转变的色彩。宗法不亡、适应新兴阶级需要及中庸之道是孔子学说成为正统的原因。传人多、影响大及秦汉以后社会无大变动,使儒学得以统治中国社会达两千年。     

郭沫若的孔子研究

<正> 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人物。多少年来,他一直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研究和争议的对象。五四运动以来,这种研究和争议更是层出不穷,波澜曲折。其中,郭沫若的孔子研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就。仅就建国以前而论,他的涉及孔子问题的著作,比较重要的就有《论诗三札》(1920)、《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及《论中德文化书》(1923)、《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先秦天道观之进展》(1935)、《驳·说儒》(1937)、《秦楚之际的儒者》(1943)、《孔墨的批判》及《儒家八派的批判》(1944)等等。这些     

熊十力《儒行》诠释中的经世意蕴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用相当篇幅诠释了《儒行》这篇儒家经典,并认为其思想贯穿群经,以此为起点读经,可改变当世士人的弊病,为救世治世打下基础。但现有的研究中对其《儒行》注疏中所体现的经世思想关注较少。熊氏通过自己的诠释,认为儒者非为柔弱之徒而应是勇猛精进之士,且常怀治世之心和报国之志,进德修业以造就儒者自立、刚毅的自信性格,使儒者在出仕为官之时能做到忘怀荣利、举贤援能、居安思危而有利天下,未仕居家之时亦可明职清分,助教乡里,辅助治化。突显儒者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论殷商巫风与祭祀乐舞的文化底蕴

神” ,既说明其具有殷商祭祀乐舞的典型特点 ,也从侧面道出殷商祭祀乐舞出神入化、感天动地、销魂夺魄的艺术魅力。可见殷纣王当年命师涓创作之新淫声 ,流风遗韵感染后代之深。但此新声当是全面吸收殷商传统巫风和师涓等乐师创作乐曲遗韵相结合的产物 ,而非新淫声之机械的翻版。这也可以从周人的态度得到佐证。值得注意的是 ,周族反对殷商的母权制遗风 ,却并不反对殷商的祭祀乐舞 ,周武王列举殷纣王六大罪状 ,第二条就是“昏弃厥肆祀弗答”(《尚书·周书·牧誓》)意思是说 ,殷人祭祀得还不够 ,“恒舞于宫 ,酣歌于室”的“巫风” ,还应继续流…     

试论孔子

<正> (一)孔子的身世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如此说,即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此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     

论汉代“谀儒”群体——以汉武帝时期为例

孔子对儒者人格早已做出“君子儒”与“小人儒”的理论判分.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儒家集团内部已分化为“君子儒”与“小人儒”两大对立阵营,从而历史地印证了孔子的理论预见.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实际上缩小了士人的政治选择空间,个人与集团利益的保障需要,儒学造诣与禄利的直接挂钩,致使儒者人格渐趋异化,形成了以好利、曲从主意、攀附权贵、排斥异己为典型特质的“谀儒”群体.     

李翱的复性说

李翱,字习之,今甘肃渭源县人,是唐代与韩愈齐名的思想家。中国哲学自隋唐起。开始了儒,佛、道三教既斗争、又融合的大势.李翱是从儒学的立场为对抗佛、道,面又阴取佛、道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复性说,就是其理论表现.一、虚构与现实李翱为了给他的复性说提供历史根据,虚构了一个以孔子为起点,而自秦废缺的圣人之道。他在《复性书》中说,这个圣人之道最先由孔子传给颜渊等弟子,其后被授给孔子之孙子思,子思于是著为《中庸》47篇,再由孟子承继,孟子又传授弟子公孙丑等.遭秦始皇焚书,《中庸》被毁掉46篇,残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儒的源起与真意——“小人儒”如何跃升为“君子儒”

":儒"在孔子之前原是亡国的遗民,柔弱的文士,虽为寄食者,却又有倨傲的个性和遗风,是为人相礼和丧葬的"小人儒",其经济地位虽卑微,但特殊的职业却又令其自感神圣和崇高。由"小人儒"到"君子儒"的跃升,不仅归功于孔子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儒行",更在于其遵循"天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迹和高山仰止的人格操守。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标志和重大转向。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心性修养学说及其传统渊源于孔子对"君子儒"的型塑。     

学宗孔孟的阳明心学

孔子创立仁学是为了把流于形式的周礼安置在人心,他的仁是情和礼的统一,是儒家的道德总汇和境界的至极。王阳明创心学为的也是把朱熹的外在天理植根于心,他的心体是情和理的统一,是道德的汇总和儒佛道境界的融合。孟子提出本心说、尽心之道和良知说等,王阳明心体的一种含义便是心之本然意,王阳明也主张尽心,强调良知的主宰和评判作用。他还承袭了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的工夫论。     

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先秦儒家的孝道及其现代意义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认为孝不仅是指从物质上赡养父母,而且包括精神上尊敬父母。孝是实行仁的根本,由“孝亲”推而广之则是“泛爱众”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并把它推广为普遍的社会道德。《札记》等典籍中也有许多关于孝的阐述。在当前把握并弘扬先秦儒家孝道,对于维护家庭与社会稳定,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具有积极意义。     

殷周"地-母"崇拜与原始本体观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主流范式,是以周<易>为代表的阴、阳二元架构,但在周<易>体系成型之前的殷代宗教及殷、周族源神话中,"地-母"不仅因二者在生生繁衍上的同态意义而受到初民社会的崇拜,而且其中还蕴含了一种朴素的一元本体论观念.这一点又与历史文献所传周<易>体系之前的殷代<归藏>之"易"颇多偶合.     

清代曲阜戏剧作家之文化观照

孔子故里曲阜有着浓重的文化色彩。在清代依旧浓重的正统文化氛围中 ,曲阜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戏剧作家 ,他们大都拥有圣人血统 ,具有强烈的文化正统意识。他们为什么要从事被正统观念视为雕虫小技的戏曲创作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 ,曲阜剧作家作品的文化承载是相当厚重的 ,他们以俗文学的形式 ,表现了雅正的内容 ,在精神深处与经、史传统相通     

天人合一 心统万物的儒教哲学

儒教哲学上绍三代之圣,下启孔孟之学,既体现了"天"的意志和道德训示,同时鲜明地流露出对"天与"、"人归"的远古黄金时代的终极关怀.既以天命论证王治,又强调性本之于天,通达于道.如此,天、祖、圣合一,命、性、道合一,对天命认同的外在超越,转向对心性关注的内在超越;由三代的理想,上接天命,并以性为道,以理为性,以心为理,终至"心统万物",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调适,并系统化、精致化,而以官方哲学的优势,铸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儒家宗教的合理性终极追求,进一步得到思辨哲学的论证.这正是儒教哲学,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继往开来的渊薮.     

殷周两代的文化传承与 《商颂》 的流传

《商颂》 见存于 《诗经》, 有其历史渊源. 商周之际, 殷商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渊源. 西周以后, 它演化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商颂》 进入鲁国是华夏诸国文化交流的结果.它保存在今本 《诗经》 中当与孔子有关. 《商颂》 流传过程所表现出的殷周文化融合的纵向与横向作用,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上颇为典型, 是一极具理论意义的文化个案.     

论元代“四书学”之解经特色

元代"四书学"为统治者所推崇,并获得了官学的地位,出现了许衡、刘因、吴澄、金履祥、许谦、陈栎、胡炳文、朱升、倪士毅等解经学大师。学者们融会"朱、陆"学说,对宋学经传注疏进行补充发明,且对"四书"解释多有创新,创造出元代"四书学"旗帜鲜明的解经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既源于"四书学"所存在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也来自经学大师个体的学术旨趣,更是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