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终极——老子、慧能于此的哲学追问

《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禅宗也采取了“棒喝”等开悟方式,这都给人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老子和慧能在面对语言与世界的终极性问题的关系时,仿佛阐述了一种“出言即非”的思想,而许多人也确实是在沿着这条路去解读《老子》和《坛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老子和慧能处,“道”“、空(”佛性)只是被悬置于语言之上,而并非完全隔离于语言之外。后人的极端性误读,不仅背离了老子和慧能的原旨,而且终使得《老子》和禅宗陷于文字的囫囵之中。     

老子对语言传播的批判

《老子》五千言辞约义丰 ,幽深玄远。其表达的含蓄朦胧 ,用语的殊异独特常使人们产生许多的误解。陈鼓应先生曾专门撰文对比较流行的误解加以澄清 ,以期还老子之本来面目。① 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看老子有关语言传播的论述 ,我们很容易得出老子否定语言传播的价值的结论。通行本《老子》第一句便是“道可道 ,非常道” ,《老子》一书中反复出现“不言”、“不争”、“不辩”之类的概念 ,老子似乎对语言传播的价值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当然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如果老子真的否定语言传播 ,那么《老子》五千言不是将老子自己逼入道“不可道”的悖…     

试论老子“道”的模糊性

<正> 关于老子“道”的特质和涵义,哲学史界至今仍未取得大体一致的看法。究其原因,除了《老子》书年代久远,语言古奥以外,学术界长期存在着的用先验的框架去任意裁剪的公式化倾向,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以笔者之见,老子的“道”应属于一个带有模糊性特点     

孔子的口才观

台湾修辞学家沈谦认为,美食和美辞是中华民族的两大绝活。在先秦时期,人们对修辞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战国策》中纵横家的说辞更是极纵横辩说之大观。美辞不仅在春秋战国时期行人、说客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而且先秦时期的哲人,无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公孙龙子等等,都对语言修辞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探索。本文试对孔子的口才观作一简要的分析,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怎样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语交际。     

古道新知——读刘笑敢新著《老子古今》

《老子古今》一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提出了 "语言趋同"、"文本改善"、"思想聚焦"等概念,揭示了《老子》版本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规律性现象,提出了今本《老子》是历代编校者们有意识地不断修改加工的结果,《老子》的古本并不是最好的、最合理的,反而是经过历代编校者不断加工的版本更好、更合理等重要论断.二、从方法论上对古今中西的《老子》诠释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人文自然"、"反向格义"等重要概念.三、用《老子》的古老智慧思考和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问题,对《老子》的思想做出了精深的、富有现代气息的阐发.     

老子的语言思想解析

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民族的文化瑰宝,这颗语言的钻石虽然仅有寥寥五千字,却揭示出了几乎无穷无尽的内涵。如何解读这些内涵,我们以为先从其载体——语言——下手,通过探悉老子本人对语言本体的认识及《道德经》中所揭示的语言道理来解析其语言思想,或许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笔者以为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察:一是从老子本人对语言本体的认识,二是从《道德经》中的道理来看它对语言的启示。     

钱钟书的修辞理论和实践

钱钟书先生的修辞理论,散见于他的学术专著《管锥编》《谈艺录》《旧文四篇》《七缀集》《宋诗选注》中,他的修辞实践,则以他的小说《围城》的语言反映最为集中(以上书名,下文皆以第一个字简称——作者)。他的修辞理论和修辞实践,显示了他兼备学者和小说创作的语言艺术家之长。     

从"你呀我的"看曹雪芹的修辞伦理观

《红楼梦》中的人物用语是很讲究的,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曹雪芹的修辞观浸透了浓厚的伦理意识,即修辞要合礼,又要合义。通过对曹氏修辞伦理观的剖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体认《红楼》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与精彩性,有助于深入认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看出时代对于语言修辞的模塑作用。     

老庄语言特征管窥

<正> 老子和庄子的语言风格有明显的差别。《老子》语言简朴含蓄,耐人寻味。《庄子》笔力雄奋,奇幻万端。但老庄同是崇尚自然的学者,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学说,溯其本质,“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笔乘)所以他们在遣词造句上也是有共同之点的。 下面从异义转品、相反相成、似是若非、顶针续麻、首尾易位、缠纠交错等六个方面来阐述老庄著作的语言特征。     

帝王文化与《老子》——唐玄宗变《老子》南面术为人生哲学

《老子》,是史官向侯王献上的"南面术".汉文帝离古《老子》最近,而且离战乱最近,所以,他不是用笔墨,而是用自己一生的言行为《老子》的"南面术"作注疏的.后来的唐玄宗,生长于贞观盛世之后,他对《老子》的御注御疏则更多的是从东汉以来的重生、贵生、养生、修身方面来理解的,实是对《老子》重大的负面的修改.不同时期的帝王对《老子》的不同态度,充分折射出了帝王文化与《老子》的复杂关系.     

从一《设备购置合同》谈英语合同的语言特点

合同属于法律文件 ,属庄重文体。它要求思维缜密 ,逻辑性强 ,其谴词造句讲究准确严谨 ,因此 ,英语合同在语言使用方面颇有特点 :使用古体词和法律条文中的字眼 ;使用条件句和复杂的句型结构等表达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处理办法     

汉语时间词的模糊性与精确性之探析

模糊与精确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语义的模糊性是认知客体的类属边界的不确定性在语言中的反映。用科学或数学方式对认知客体进行量化描述时形成精确性语义。汉语时间词具有模糊和精确两套系统,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场合不需要精确性时间词。模糊性时间词的存在,不但源于日常认知方式,而且基于具有主观随意性、客观不确定性和结果非精确预期性的日常生活方式;精确时间词的出现依赖于人们所使用的测度仪器。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论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

先秦时期的语类文献是在重言、记言传统的背景之下形成的."语"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它载录的是"善言";从文体形态方面来说,上古语类文献主要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些类型.由于这些文体形式是历时性生成的,这就意味着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大体而言.先秦语类文献形态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向演进的:一是格言体内部的散见之"言"向结集之"言"的转变,一是对话体向事语体的演变.     

对鲁迅所谓《三国演义》“缺点”的不同看法

鲁迅谓《三国演义》有三条"缺点",所论有失公允,甚至贬低了《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三国演义》叙事"七实三虚"已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所普遍接受,王渔洋"被它闹昏了"不是《三国演义》的失误。《三国演义》中"好的人"也有"坏处","不好的人"也有"好处",并未"出乎情理之外"。《三国演义》"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是否不一致,无法说清楚,"文章和主意"完全"符合"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作品皆"形象大于思想",曹操的"豪爽多智"和诸葛亮的"狡猾",恰好说明人物性格的复杂多维,这是小说艺术的成功。     

常宁话中的“蛮”和“顶”

＂蛮＂和＂顶＂是常宁话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程度副词,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加以考察可以看出：两者虽都为程度副词,＂蛮＂的使用频率远高于＂顶＂;＂蛮＂几乎可以与所有形式的词语相结合,而＂顶＂的适用范围则窄多了。     

论王粲与五言诗的成熟——兼证《七哀诗》、《杂诗》的写作时间

王粲《七哀诗》三首和《杂诗》都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他在建安十四年之前的现存诗作,都是杂 言诗和四言诗;而其现存的五言诗作,全部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王粲建安十四年之前的四言诗作尚属汉音, 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五言诗作则纯乎魏响。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大体上来说,从建安十四年至十六年是"汉音"与"魏 响"的分水岭。     

鲁迅小说的颜色词语论析

鲁迅小说包含有众多的颜色词语 ,这些词语构成了规模颇大的形象色彩义类聚 :颜色词语所蕴涵的形象色彩在鲁迅的小说文本中共有三种途径获得 :一是由颜色语素与其它语素共同构成复音节的颜色词语 ;二是借助特定的语境 ;三是利用颜色词语的对比和铺排构成作品基本色调。鲁迅小说对文本中颜色词语的运用 ,反映了鲁迅小说的创作性和语言风格。     

“知言养气”与古代文论中的创作批评思想

“知言养气”是孟子关于塑造道德品质的论断,“知言”与“养气”互为联系,密不可分。这一关于人格理想的观点对古代文论的创作批评有深远的影响,在“文气论”和创作论的理论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斯刻石文的文学观照

李斯所作的刻石文流传下来的共7篇,采用的是每句四字的形式,继承的是四言诗的形式。在7篇刻石文中,有6篇是三句为一章,是古老诗体的复活,同时又是楚文学影响的结果。7篇刻石文,各篇或36句,或72句,每篇作品的句数相对固定,体现出森严的法度,带有法家特色。各篇刻石文都有自己的风格,针对性较强。在运用比喻的地方,继承的是先秦文学所奠定的原形。